许成军顺势请教起来。
汉子姓马，叫马万福，果然是宁夏本地人，在县供销社干了十几年采购员，天南地北跑，见识广，也能说。
马万福打开了话匣子，从同心方言里的阿拉伯语残留词汇，讲到回族村庄里「汤瓶」和「吊罐」的用法；
从风沙天怎么用头巾裹脸，讲到旱塬上打水窖的讲究：
从公社时期集体防沙栽树的苦与乐，讲到包产到户后各家各户的心思变化。
「————我们这儿有句老话，三年两头旱，中间风沙填」。种地，那是跟老天爷赌命。但人活著，总得有个活法。」
马万福点起一支自己卷的旱烟，深深吸了一口，「这些年国家让栽树，说是三北防护林」。老百姓知道是为咱好，可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谁有那么多力气去伺候树苗？
后来政策慢慢变了，栽树给补贴，还给算工分，这才有人真心干。」
他讲起去年春天在同心东部一个叫预旺的公社看到的情景。
上千号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背著树苗，扛著铁杴，顶著能把人吹个跟头的黄风，硬是在一片流动沙丘上挖坑、栽苗、浇水。
「那水，是从十几里外拉来的，一桶一桶提上去。风一刮，刚浇的水就干了，沙又把树苗埋了半截。」
马万福摇摇头，「可没人说不干了。为啥？公社书记说了，这沙要是再不治，再过十年，咱们整个庄子都得搬走。家都没了，还活个啥？」
许成军听得入了神。
这些故事，与他读过的任何文献、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同。
它们没有精巧的结构，没有深刻的隐喻，甚至没有完整的情节。
它们只是一些碎片—关于生存、关于抗争、关于在绝境中寻找希望的碎片。
可正是这些碎片，却有著某种直击人心的力量。
不知不觉，夜色已深。
车厢顶灯在晚上十点准时熄灭，只留下过道墙壁下方几盏昏黄的地灯。
大部分乘客都已爬上铺位休息，鼾声此起彼伏。窗外，风似乎小了些，但仍是黑茫茫一片，偶尔有零星的灯火在远处一闪而过。
许成军和章培横也准备休息。
马万福打了个哈欠，从帆布包里掏出件旧军大衣裹在身上，蜷在靠窗的座位上，准备就这么凑合一宿。
就在车厢内即将完全陷入沉睡的寂静时——
「杀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