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作用变大了，所以“抑商’的政策就可能错了，就该随着“人理’而“这同样犯了一个毛病，他把“客观作用的变化’直接等同于“人心认同的变化’，甚至等同于“人理应然的变化’。”
他顿了顿，让太子消化一下，继续说道：
“臣举个例子。殿下，重农抑商的国策能执行千年，难道仅仅是因为历代皇帝和官员一拍脑袋，非要跟商人过不去吗？”
“恐怕不是。臣在家乡、在京师，都见过市井百姓。一个老实种田的农户，辛苦一年，勉强温饱；隔壁一个走贩的商人，可能倒卖几次货物，就赚得比他多。”
“农户心里会怎么想？他会觉得公平吗？他会本能地觉得那商人“狡诈’、“不劳而获’，甚至会担心粮价被商人操控。”
“这种对“投机取巧’、“不安于本’的警惕和反感，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最朴素的人心。”“历代朝廷“抑商’，固然有维护农业税基、控制流动性等实际考量，但背后若完全没有这种广泛的民间情绪支撑，政策能如此持久吗？”
朱翊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范宽只强调了工商现在能做多少事、有多重要，这是“果’。”
“但他回避了“因’，百姓对商人阶层的普遍观感，是否因为工商作用的提升就发生了根本转变？百姓是更感激商人运来了货物，还是更担忧商人囤积居奇、擡高物价？”
“这两者孰轻孰重？他不知道，也没去系统地了解。他只是从商人作用重要的“果’，反过来论证政策不合理的“因’，这同样是倒果为因。”
苏泽的语气始终平稳，像在剖析一个算学问题：
“李贽也一样。他感觉到一些读书人对纲常僵化的不满，也找到历史上纲常内容曾调整的证据，就认为当下“纲常可变’已是人心所向。”
“但他如何证明，这种“不满’是士林主流？还是少数激进者的想法？广大乡村的宗族耆老、寻常家庭的父子夫妇，他们是如何看待君臣、父子、夫妇之纲的？”
“是觉得束缚得难以忍受，还是依然视之为维系家庭的基石？李贽没有工具去丈量这些，他只是凭借敏锐的感触和部分例子，就做出了全局性的推断。”
他看向太子，目光清明：“所以臣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质疑和反思也没有错。”
“但他们的结论，下得太急、太草率。他们指出了“人理可变’这个方向，却在论证“如何变’、“变成什么样’时，缺乏可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