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从国会山议员休息室到匹兹堡钢厂更衣室，画一张对照表。
周围的记者们，在费兰回答完后，立即将目光转移到了普曼身上。
普曼似乎也早就对费兰会这么回答有准备，在扫了速记本中的一条笔记后，迅速抬头：“好的副局长先生，您刚才说您参与起草了多项新政法案，又说这些经验直接对应nra副局长的职责，那么我想请您以nra副局长的身份，明确告诉公众——在那些您刚才列举的法案中，您本人亲自为哪些条款负责？您有没有在任何一份正式立法文件中，签署过自己的名字？”
普曼这一击的逻辑极其锋利。
费兰刚才用来证明自己具备资格的那些法案工作，不是nra副局长分内的事，而是立法环节的幕后参与。
但任何在联邦层面参与过立法的人都知道，法案上签了字的是总统和两院议长以及重要的议员，幕后工作者在纸面上，根本不留下任何可查证的直接署名。
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他这种从未担任过正式公职、却声称自己为重大立法贡献关键力量的人设定的逼签陷阱。
费兰不能临时在那些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上签名，如果他解释说自己是以顾问身份参与修改而顾问不需要留名。
普曼就可以顺势追问：在没有签名确认的情况下，公众凭什么相信那些关键条款不是由其他人完成，而仅是由你事后借用来给自己镀金？
如果他继续细数每一项条款的修订细节来证明工作量，那整场记者会的焦点，就会从他作为nra副局长即将出台的法典，彻底偏移到他过去每一项政绩的争论之中——这恰恰是现场所有老练调查记者的拿手好戏。
到时候那些还在观望的记者，就可以一拥而上，对此进行深挖和围攻。
费兰看着普曼，沉默了两秒钟。
这两秒钟不是为了思考答案，而是为了让整个大厅的人都意识到，普曼的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值得被当成一个长期困扰来看待。
然后他开口了。
语调比之前任何一个回答都更轻、更随意，像是在纠正一个明显但无害的错误。
“普曼先生，我想你可能弄混了一件事。”
普曼脸上立刻表现出了疑惑和质疑，现场的其他记者也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
“联邦法案的签署人，是总统和两院议长议员这些人，不是起草人或顾问，所以紧急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这些法案上当然没有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