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看不惯‘标新立异’。不过也就是风声，还没定。你那书，赶紧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成了，什么都好说；不成……”
电话那边没说完，但意思很明白。
……
就在《出版之友》那篇文章发布的第二天，
燕京的两份大报，刊登了截然不同的文章。
《经济参考报》第二版，经济学教授周明礼的文章，标题很学术：《从激励相容视角看“阶梯版税”的合理性》。
文章不长，但数据翔实，逻辑严密。
他引入了简单的经济模型，论证了传统的固定稿费制，类似于“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无法有效激励作者创作更受欢迎的作品。
而“阶梯版税”，将作者收入与作品市场表现直接挂钩，是一种更优的“激励相容”机制，能促使作者更关注读者需求，创作出更多“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
最终，作者增收，出版社增效，读者得到更多好作品，是多赢局面。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文化出版领域，就是要解放和发展创作力。任何有利于调动创作者积极性、有利于出好书、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探索，都值得认真研究和谨慎尝试。”文章最后这样写道。
几乎同时，《法制日报》的“法制论坛”栏目，刊登了法学教授郑毅的文章：《合同自由与行业创新——兼谈出版合同新模式》。
郑教授从《合同法》基本原理出发，论证作者与出版社在自愿、公平基础上，签订“阶梯版税”合同，完全符合“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
行业惯例应当尊重，但不应成为阻碍合理创新的枷锁。
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这种新模式的尝试，就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和鼓励。
“出版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尊重市场规律，也需要在法治框架内，给予创新必要的空间。”文章结论清晰有力。
这两篇文章，像两把手术刀，一把从经济学角度，一把从法学角度，冷静、精准地剖析了“阶梯版税”，将其从“道德争议”的泥潭里拔出来，放在了“理性探讨”和“法理依据”的桌面上。
没有情绪化的抨击，没有扣帽子，只有严谨的分析和建设性的探讨。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当天下午，北师大中文系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大多是媒体要求采访司齐，被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