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年轻编导、美工，张着嘴，半天没发出声音。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副导演猛地站起来，因为激动，声音都变了调：“这……这他妈的……神了！这结构！这剪辑！这他妈才是电影！”
“环形叙事！三条线拧成一股绳！细节扣得严丝合缝！”
“最后那个镜头接开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电影，绝了！厉害！牛逼！”
年轻人们激动得语无伦次，眼里闪着光，仿佛看到了新大陆。
而坐在另一边的孙庆绩，以及两位被请来“把关”的老资格，脸色却有些复杂。
他们显然也被震住了，影片呈现出的那种精密、冷酷、充满颠覆性的力量，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畴。
尤其是那种看似混乱实则环环相扣的结构，和弥漫全片的、令人不安的宿命感，让他们感到陌生，甚至有些……不适。
孙庆绩清了清嗓子，“这个……想法很大胆，手法也很……新颖。不过，是不是太……‘故弄玄虚’了点？普通观众能看懂吗？这种结构，会不会有点……脱离群众？”
他的话，在年轻编导们兴奋的议论声中，显得有点苍白无力。
副厂长马秉寓坐在中间，一直没说话，目光深邃地看着银幕，仿佛那上面还有画面，只是握住座椅椅把的右手不知不觉用上了力，筋脉根根从手背凸起。
……
北师大校园里，研究生班的第一次重要作品研讨会，正在一间向阳的教室里进行。
话题自然围绕着当下最热的《红高粱》和它的原作者莫言。
系主任、几位导师都在。
同学们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莫言身上。
他坐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等到邀请他上台的时候，他神态又变得从容。
他不紧不慢的上台，语速不疾不徐，带着一股子特有让人沉浸的味道，讲着高密东北乡，讲红高粱地里的生命力和野性，讲他如何“瞎编”出那些故事。
“……其实，就是老家那些事儿……”他反复强调。
老师鼓励他：“莫言同学，不要谦虚，多讲讲创作的具体过程和思考。”
莫言露出一个看起来“羞涩”的笑容，他不紧不慢道：“1985年，恰好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们军队的作家在总政的西直门招待所开会，谈如何用文学方式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
很多老作家因身体原因无法创作，鼓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