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一些讨论，似乎热衷于拿着放大镜，只寻找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指纹’，然后宣布：‘看，这就是全部！’这就像只通过分析梵高用的颜料产地，来断定《星空》表达了某种地理政治诉求一样。”
现场有人轻笑。那位评论家有些尴尬：“你这是偷换概念……”
“不，我只是在强调文本本身。”司齐平静地打断他，“我的书就在那里，白纸黑字，或者英语单词。每个人都可以读，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这是读者的权利。
我甚至认为，作品一旦完成，某种程度上就脱离了作者，属于每一个打开它的人。
您当然可以认为《墟城》里隐藏着东方的哲学隐喻，也可以认为它是对西方科技的批判——这都是您的自由。
但问题是，当这种个人的、引申的解读，被放大成唯一的、权威的定论，甚至反过来要作者为这种解读负责，要给他的‘指纹’做‘政治定性’时，这还算是文学批评吗？
还是说，这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用预设答案，去倒找证据的猜谜游戏？”
另一位支持“背景决定论”的作家忍不住插话，语气带着嘲讽：“所以你认为你的作品是完全中立的？不携带任何你所属文化的价值观？这未免太天真了。所有故事都是某种宣传，区别只在于为谁宣传。”
司齐看向他，忽然笑了笑：“按照这个逻辑，您写的那本关于美国郊区家庭危机的小说，是在为美国家庭价值观的崩溃做宣传吗？还是在为某种特定的心理分析学派做宣传？或许，我应该写篇评论，分析您笔下那个出轨的丈夫，是否隐含了对某种经济政策的隐喻？”
观众席传来更明显的笑声，连主持人都有些忍俊不禁。
提问的作家顿时语塞，脸有些涨红。
司齐收敛了笑容，语气变得郑重：“我并非否认背景的影响，也绝非宣称作品‘中立’。我只是想说，当解读一部小说时，我们首先应该面对的是文本本身——它的人物、故事、语言、它提出的问题。
而不是急不可耐地跳过所有这一切，直接去作者的后院挖‘政治证据’。
这种阅读是懒惰的，也是危险的。
因为它用简单的标签，取代了复杂的感受；用意识形态的筛子，过滤掉了文学本应带来的、千姿百态的理解可能性。今天他们可以因为我的‘指纹’而审视我，明天就可以因为任何人的‘指纹’而审视任何人。这让我想起了……麦卡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