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恩格尔在一次晚餐时，举起酒杯，“司齐，你证明了我们写作计划的价值——真正的好故事，能超越一切边界。你让爱荷华这个名字，和一场文学风暴联系在了一起。”
聂华苓则更细腻，她私下对司齐说：“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真高兴。当初力主邀请你来，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她话锋一转，露出一丝遗憾，“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墟城》是你来之前就完成的。要是你能在这里，在爱荷华，写出下一本这样的书，那就更完美了。”
为了回应越来越多的询问和兴趣，聂华苓夫妇决定在“国际写作计划”的框架下，为司齐举办一场小型的专题文化沙龙，主题就是“《墟城》的诞生：东方与西方的想象碰撞”。
沙龙在一个舒适的休息厅举行，来了不少人，有写作计划的成员，也有闻讯赶来的大学师生。
司齐分享了创作《墟城》的最初灵感，如何从中国古典哲学和香港武侠电影中汲取养分，又如何试图用科幻的外壳包裹对现实、真实与自我的古老追问。
听众们听得很入神。
提问环节，一个坐在后排、气质沉静、眼神深邃的年轻土耳其作家举起了手。
他叫奥尔罕·帕慕克，是这一期写作计划中平凡的一位。
司齐不知道的是，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人，后来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司齐先生，您的讲述让我着迷。您提到从古老哲学和通俗文化中同时汲取灵感，这对我启发很大。在我的伊斯坦布尔，我们也生活在这样的夹层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您用‘矩阵’这个极度现代的概念，探讨的却是关于‘何为真实’的永恒哲学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最先锋的叙事，往往需要最深地植根于自身文化的古老谜题之中？”
这个问题问到了司齐的心坎上。
沙龙结束后，许多人散去，但司齐和帕慕克却继续聊了起来。他们从武侠的“江湖”聊到伊斯坦布尔的“废墟与记忆”，从科幻的“未来感”聊到如何用小说的形式捕捉一个文明深处的矛盾。
两人聊了很久，直到休息厅里只剩下他们和几个收拾残局的工作人员。
他们交换了房间号，约定下次再聊。
……
那篇关于“东方意识形态基因”的文章终究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火了。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含蓄地提及“流行文化背后的地缘政治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