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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评论》则更直接，将《墟城》的火爆与“西方青年对东方集体主义危险的好奇心”联系起来。
当《纽约客》也发表了一篇长文，严肃探讨“赛博格幻想与政治隐喻的模糊界限”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这不再是边缘的声音，而是进入了主流文化讨论的视野。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小世界里，空气也变得微妙起来。
作家们都是敏锐的观察者，也是各种信息的接收器。
那些报道，他们或多或少都看到了。
早餐桌上，当司齐端着餐盘坐下时，有些友好的交谈会不自然地停顿半秒，然后才重新接上。
工作坊讨论时，一些原本对他作品很感兴趣的作家，提问会变得更谨慎，措辞绕来绕去，生怕触碰到什么敏感边界。
同情者也不少，一位来自东欧的女诗人私下对他说：“别理会那些噪音，司齐。他们只是害怕不理解的东西，又害怕承认自己不懂。”
当然，也有疏远的。
面对这些，司齐的态度让一些人意外。
他没有愤怒地驳斥，也没有焦虑地辩解。
大部分时候，他显得异常平静，甚至有点……过于淡定了。
他依旧参加活动，认真倾听，发言时目光坦诚，似乎根本不受影响。
“让他们说去，”汪曾棋在一次只有他们三人的小聚时，抿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树大招风，自古皆然。你那书，我俩都看了，不就是个奇巧的幻想故事么？扯什么意识形态，牵强附会。”
古华更直接，拍着桌子：“这就是眼红！看不得咱们的人写出好东西！司齐，稳住，甭搭理他们！”
聂华苓夫妇也特意找司齐谈过一次。
保罗·恩格尔语气平和，“司齐，在美国，争议是关注度的副产品，尤其是突如其来，巨大的成功，总是会面临质疑。媒体需要故事，甚至需要‘敌人’。你的书太成功了，成功到他们必须为你创造一个‘问题’，以便继续书写关于你的故事。这只是热度的一部分，它会过去的。”
聂华苓递给他一块自制的苹果派，微笑道：“尝尝这个，比看那些报纸有益身心。你的写作，是你自己的城堡。外面的声音，就当是天气变化好了。”
司齐谢过他们的关心。
他对自己所写内容有着清晰的认知。
他知道《墟城》里有什么，没有什么。
外界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