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东城铁匠铺刘师傅的儿子，原本只是个帮锤的学徒，入选半年后回家探亲，单手就能抡起需要两个壮汉才能抬起的铁砧，锻造时肉眼能看出铁水里的杂质。
将作监直接特聘为八品匠师，年俸三百两。
南营退伍的老兵赵瘸子，儿子进了预备营，出来后分配到京畿靖安队，三个月连剿三处变异兽巢穴，立功受赏！
赵家得了御赐“忠勇之家”匾额，免赋三年。
甚至连汴河码头一个扛包的苦力，因为曾在洪水中救过落水孩童，被地方保举！
居然也获得了“初选资格”！
这些故事经过口耳相传，不断被加工、放大。
入选者们，被描绘得近乎什么神话。
什么力能扛鼎、目视黑夜、耳听风雷、刀枪不入……而他们获得的回报，更是令人眼热。
官职、厚禄、荣耀、家族的跃升。
只是，所有人看到的只是别人的光鲜亮丽，却是没有人看到，那些深夜从黑石峪侧门运出，盖着白布的板车。
隔离营里引导失败的灾变者哀嚎。
更没有人知道，每一个“成功者”背后，可能对应着数个在引导中异变失控，被当场格杀或送入地下实验室的“失败品”。
时间匆匆，转眼来到绍武六十七年，三月。
江宁府。
春雨淅沥，句容县王家坳后山，矿坑遗址已被高墙围起，墙头拉着铁丝网，每隔五十步就有一座木制岗楼，持铳的靖安队士兵日夜巡视。
这里是帝国首批“污染管制区”之一。
村口的老槐树下的青石碑上，刻着《御制防疫安民碑记》。
村里受影响的七户人家，已迁往江宁城外的安置所，按月领米粮钱钞，孩童可入新办的官学。
表面看，朝廷处置妥帖，百姓感恩戴德。
但此刻，离王家坳三十里的江宁城西市，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正在酝酿。
“我们要见知府大人！”
“朝廷既说能治，为何只治那几个？我爹咳嗽三年了，胸口都硬了，为何不算疫症？”
“还有我闺女！手上长斑，请了郎中也说不清病因，是不是也是那‘地气侵体’？”
“为何不接去医治！”
上百人聚集在知府衙门前，多是来自周边矿区村镇的百姓。
他们举着简陋的纸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视同仁”、“求医问药”等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