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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不难打听。
仅仅用了一天时间，遭到徐来臭骂、只能住客栈的两个文吏，就带回来非常确切的消息。
“不是一两家商贾的事，整个谷熟县的布商皆有参与。”文吏低声说道。
徐来一声叹息：“唉，这就说得通了。汴河贯穿谷熟县，交通极为便利，江南丝绢可以快速运来。想要控制丝绢价格很难，一两个商贾是吃不下的。恐怕只凭谷熟县也吃不下，应天府各县全参与了我也不惊讶。”
另一个文吏说：“签判英明，包括府治所在的宋城县，也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折变丝绢！”
赵谦嘀咕道：“难怪府城丝绢价格猛涨，我还以为是东南几路蚕桑减产了。”
府里也是要对物价进行旬估的，直接负责这件事的就是赵谦。
赵谦把物价上报给司录参军，司录参军再上报给通判，接着上报到中央三司存档。
这种旬估，只是了解市场价格，并给出接下来的指导价。官府并不会横加干涉，即便物价逆天，也很难采取行政措施。
尤其是丝绢，对底层百姓影响不大，官府懒得动用库存平抑物价。
夏税开征之前，府城绢价每匹900文左右。半个月后就涨到1100文——这属于正常价格波动，超过1200文也不奇怪。
一个月后又涨到1500文，此后始终在1600文上下徘徊。
导致农民承担三四倍负担，并不等于府城的市场价涨三四倍，还要计算小商贩拿到农村贩卖的零售价，以及农民的其他隐性损失。
市价从900文上涨到1600文，确实贵得有些离谱，但又不算太离谱。如果东南各路减产，再加上商贾囤积，这个价格可以视为正常。
“应天府丝绢价格暴涨，外地商贾必然闻风而动。他们是如何排挤外地商贾的？”徐来问道。
司户参军赵谦说道：“这个简单。外地行商运来丝绢，本地布行可以不收。行商卖不出去丝绢，还得支付仓储费用，自然不会一直逗留此地。其余行商得知消息，也不会再贩运丝绢到应天府套利。”
判官王轲感慨道：“我们别再查行贿了，肯定白费力气。我如果是县官，根本不会私下收钱。”
“为何？”徐来问道。
王轲好笑道：“既然全县布商都参与其中，那就让布商多交常例钱。谷熟县的官吏，根本不必直接受贿，从常例钱当中瓜分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