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玉熙宫西室。
暮色渐沉，宫灯初上。皇帝坐在御案后，面前摊着一份辽东送来的军报——海西三卫的城墙已经修了大半，熊廷弼、高邦佐已到天津水师报到，潘季驯正在南下的路上。一切都按部就班，唯独朝堂上的事，越来越棘手。
“陈矩，内阁的奏疏再给我找出来。”
陈矩小心地应道：“回皇爷，这次是四位阁老的联名奏疏，今日午后递进来的。奴婢已经放在案上了。”皇帝低头看去，那份奏疏静静地躺在案头，封面上并排列着四个名字：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
四人联名。这不是普通的奏疏，是内阁的集体表态。
皇帝对这类奏疏并不陌生。从万历十四年开始，申时行等人首次上疏请册立东宫。那时皇长子常洛刚满五岁，皇帝以“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为由推脱。此后，朝臣们一次次上疏，皇帝一次次拖延——或以“留中不发”冷处理，或以“长子犹弱”继续搪塞。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因上言请立东宫被贬为广昌典史，吏部员外沈璟调外任；礼部侍郎张泽请并封恭妃，皇帝一句“待元子册立行”便打发了。礼科都给事王三余、御史何倬、钟化民、王慎德等连番上奏，俱不报；山西道御史陈登云请册立东宫兼劾郑承宪骄横，亦不报。奏疏一次次递进去，如石沉大海。
万历十八年，皇帝在毓德宫召见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阁老们当面恳请册立东宫，皇帝说长子犹弱，欲俟其壮大再行。阁老回道：“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皇帝点头称是，可转头又让司礼监传谕，只是让皇子出来见了阁老们一面，册立之事依旧遥遥无期。
皇帝翻开这次奏疏，一字一句地看。奏疏写得不算长，但字字千钧——“皇长子年已十岁，天下臣民引领而望。册立东宫，国之本也。皇上即位二十年，储位久虚，臣等日夜忧惧，不能自已。”
他将奏疏放在案上，沉默了片刻。五年了。从常洛五岁第一次被提起册立，到如今十岁，整整五年。三个儿子，皇五子太小，常洛和常洵，到底谁才是大明合格的继承人。从心底来说，常洵更活泼，更亲近自己，自己甚是喜欢，但册立国储，不是小农小户居家过日子，更是关系着大明朝的气数，亿万百姓的生计，不能不慎之又慎。册立太子乃是国本，确实不宜一拖再拖，毕竟自己就是十岁登基，大臣们有所担忧，却也正常。
是该给群臣一个交代了。
皇帝提起朱笔，在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