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说道。
几个年轻科员抬起头，彼此交换眼神，嘴角都挂着心照不宣的笑意。
“看了。”女科员接话道：
“从昨天早上开始，推特、脸书、n、bbc……轮番刷屏。福克斯那几位名嘴，脸都绿了。”
“何止绿了，”另一个男科员接过话头，
“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今天早上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外国艺人利用艺术表达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好家伙，直接上渗透这个词了。”
办公室里响起一阵嘲讽的笑声，透着一股舒畅。
“之前部里开会，还有人担心陈诚在海外待久了，创作会过度西化，失去华人文化的根。”
年轻科长抿了口茶，“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嘛。”
没人说话。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已经给出了答案。
“你们说，”科长轻声问道，
“陈诚自己意识到他在做什么吗？他这一首歌，顶咱们部里做多少次对外文化宣传？”
没有人回答。但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
晚上十点，在更小众但也更核心的文艺青年和音乐爱好者圈层里，一种更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
曾经，当陈诚在欧美取得巨大商业成功时，国内并非没有质疑的声音。
一些乐评人、老派音乐爱好者，甚至部分他的早期粉丝，曾私下或公开表达过忧虑：
陈诚是否正在被欧美流行工业体系同化？
他的音乐里那些属于东方的美学特质，
是否正在让位于更直接、更工业化、更迎合全球市场的西方流行范式？
他会不会变成又一个国际范的华人歌手，却失去了文化的根？
《burn the hoe down》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这场风暴，彻底终结了这些质疑。
因为只要稍微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都能从这首歌炽烈乃至暴烈的反抗姿态中，辨认出某种极其熟悉的精神血脉。
那是一种更深沉、更磅礴的东西：
源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对不公秩序的质疑；
源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底层勇气；
更源于近代百年屈辱与奋起中，锤炼出的那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韧性。
陈诚没有在歌里喊任何中国口号，也没有使用任何中国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