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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书要拟，军令要发，粮草要调，驿马已在厩中候着了。
曾布走在最后。
他立在殿柱旁，望着章惇的背影。
章惇已走到了殿门外。
暮光将他瘦削的身形勾成一道剪影，袍袖在晚风里微微鼓动。
他正与一名堂后官低声交代着什么，神情如常，语气平淡，仿佛方才那番雷霆手段不过是寻常公务。
曾布没有上前。
他立在柱影里，拢在袖中的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
章惇回来了。
过去半年，章惇不在，他以中书侍郎代行首相权柄，虽名分上差了半级，实则已是朝堂之首。
凡事由他牵头，百官由他调度。
而如今，那个真正坐那把椅子的人回来了。
曾布望着章惇渐行渐远的背影，忽然觉得胸口像是压了块石头。
他缓缓收回目光，将袖子一甩，转身走向侧门。
今夜的事还多。
至少眼下，他没空去想这些。
……
而在千里之外的易州，赵似对此一无所知。
他不会想到，他亲手签发的那道不许调兵的圣旨，此刻已被朝廷全盘搁置。
他更不会想到，正是因为他的安危悬于一线，整个大宋的官僚机器才被激出了最大马力。
他只想着据城而守，拖垮辽国那绵延数百里的粮道，消耗辽国本就捉襟见肘的战争潜力。
几十万大军每日人吃马嚼，粮草如流水般从析津府往南运，时日一长，便是以辽国家底之厚，也撑不住。
他的计划本没有错。
可他忽略了一件事。
他是大宋的天子。
天子被围的消息一旦传回汴京，朝廷只会有一个反应——不惜一切代价，派兵去救。
哪怕抗旨，哪怕违逆圣意，哪怕把国库掏空、把官员的俸禄停掉。
在这些文臣武将的逻辑里，圣旨可以事后请罪，官家若没了，那才是万事皆休。
这份疯狂，赵似还没有算进去。
元符三年，七月初。
渤海，滦河出海口。
海雾已将散未散，日头刚从东面海平线上冒出来，将水面染成一片泛着金光的灰蓝。
呼延庆立在船头，一手按刀，一手攥着一封已被汗水浸得字迹模糊的诏书。
诏书上只有一句话：袭扰辽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