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该有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主动担当。
可王鏊的《见行可之仕》不同。震泽先生所思的，不是个人如何避祸自守，而是如何在令人窒息的浑浊世道中，为正道寻一线生机，为苍生谋一分福祉。
哪怕季桓子是僭越之臣，哪怕刘瑾是乱政之阉，只要有『推行部分正道』的可能，便不肯轻易放弃这种『于乱局中寻行道之机』的主动！
这种『宁在污泥中栽花，不向泉石间避世』的担当，正是他那篇文章所欠缺的——他的文章是『向内求』，求的是个人心境的平和与超脱；而王鏊的考题是『向外求』，求的是社稷苍生的安稳与生机。
一为『自安』，一为『安世』，格局与境界，高下立判！
苏录汗颜之余又不禁深深的感佩。原来真正的顺道守德，不该是避开乱世的污浊，而是敢于踏入污浊，却始终守得住正道的清明。
真正的『不执』，也不是『用则行、舍则藏』的顺势而为，而是『邦无道仍欲行道』的逆势坚守！
他那篇文章，终究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沉厚担当，缺了绝境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
那幺这篇文章该怎幺写，也就呼之欲出了！
苏录微闭双目，最后酝酿片刻。直到感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这才掏出温在怀中的墨盒，打开后饱蘸浓墨，提笔力就一篇雄文——
『圣人仕鲁，因道可施；君子出仕，惟义是归。』
『盖圣贤为仕，不执一而废权；君子立身，必顺道而合义……』
『邦有道则敷政宣仁，邦无道则因机明道。不责国之尽善，惟察道之可行；不避时之多艰，惟守心之无亏……』
『士之仕也，行其义而非苟合；贤之出也，成其德而非避名。观昔圣人仕于季氏，非逐虚位，实察民隐可恤、圣道可存，斯乃审时之智也——』
『见其心可托，故仕不以人废；察其途可通，故道不以时迁。
处权臣之间，清风独振；临纷乱之际，大义自明……』
『邦无道而道不亡，赖贤者持守；时多艰而志不挫，恃君子担当。』
『不避群小之讥，深知民生为重；不贪独善之安，唯念社稷之艰。能行一分之道，则民受一分之泽；可存一线之仁，则世留一线之光……』
~~
苏录用了一个时辰，便将第一篇七百字的四书文一气呵成。
搁下笔他才感觉口干舌燥，腹中咕咕作响，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