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录。
范宽翻了翻，发现帐目虽然简陋，但条理清楚，孙文启显然在这方面下了功夫。
田骨收购的进度比预期慢。
二十四户自耕农登记了出售田骨，但真正完成交割的只有十一户。其余十三户还在犹豫，不是不想卖，而是担心田骨卖给村公所之后，自己就彻底失去了对土地的话语权。
水利工程倒是进展顺利。
村东的水碓已经建好，可以春米、磨面：引水渠修了三里，能多浇一百多亩地。
村民对这两样东西很满意，孙文启在村里的威信因此立住了。
但是范宽也注意到了问题。
村公所帐上的钱不多，顺天府的贷款批下来了，但大部分钱都花在了水利工程上，剩下的钱只够维持日常运转。
有几户想贷款买耕牛，村公所拿不出钱来担保。
去县里的钱庄问过，钱庄说村公所不是「有资质的担保人「，拒绝放贷。
范宽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村公所作为信用主体，尚未被金融体系承认。
回京之后，范宽把自己关在实学会的公房里，用三天时间写成了一篇《京畿村社经济调查》。
报告的结构很清晰。
第一部分是河头庄的基本情况，人口、田亩、收成、负债，经济学报告如今都是这个格式，这也是苏泽推荐的实学研究方法—数据说话。
第二部分是村公所试点的成效，田骨收购、水利建设、村民自治。
第三部分是核心问题，钱到不了村里。
他写道，京师的钱庄里躺着几百万银元的闲置资金，每天都在空转吃利息；而河头庄的农民想买一头耕牛都贷不到钱。
不是农民没有信用，而是金融体系没有向下延伸的能力。
他还指出了更深层的问题。田骨归公之后，土地的经营方式没有发生变化，每户还是种自己的田，收自己的粮，只是交租的对象从地主变成了村公所。
如果不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村公所在村土地上发挥不了作用。
问题和机会是并存的。
村公所控制了村里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上拥有了规模经营的可能性。
如果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搞经济作物、搞农产品加工、搞村办作坊，那农民就不只是种地的佃户了，而是村办企业的参与者。
范宽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了内阁。
内阁觉得这份报告很有价值，又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