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了。”
听到这里，范宝贤才松了一口气。
《商报》是范宽一手搭起来的，族里虽然也有其他读书人，但是能管理好《商报》的也只有范宽一人。看来范宽没有被击垮。
范宝贤心踏实了，又好奇地问道：
“那你还写文章吗？”
范宽眼神里有了点光：“写经济。”
范宝贤挑眉。
“苏公说“人理’包含社会伦常，也包含经济运行的道理。”
“政论我写不过他，但经济这是我们范家老本行。”
范宽语气渐渐轻松起来：“商人看账本、看货流、看市价，这些是实打实的东西。”
“京师米价为何涨？运河漕运效率怎么算？南洋贸易的利在何处、险在何方？这些事，我或许能说出点门道。”
他看向范宝贤：“族长，咱们范氏票号、货栈、船队，手里有多少数据？往年各地物价、货运损耗、借贷坏账，这些堆在库里，只是废纸。”
“若能整理出来，分析出规律，是不是也能算一种“格物穷理’？”
“这不也是一种探究“人理’的方法？”
范宝贤慢慢坐直了身子。
他听懂了。
“你是说，将货殖之术，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
“对。”范宽点头，“苏公提倡“实行’，经济之事最要实行。一笔生意成败，背后是供需、运输、银钱、人力，这些因素交织。”
“若能摸清其中脉络，不光范家受益，或许也能帮更多商人少走弯路。”
“而且小到一家一户，大到朝廷预算开支，这都和经济有关。这同样也是“人理’啊。”
范宝贤沉吟。
这路子听起来踏实，也更安全，回归到了《商报》创立的初衷。
不碰纲常国策，只谈买卖经营，朝廷不会忌惮，商人也会爱看。
“真的能行？”
“我想试试。”
范宽吐了口气：
“苏公说“实行而一’，经济本就是“行’的一部分。”
“我准备把这些年见过的生意案例写出来，分析成败原因；整理各地物价变动，试着找出规律；甚至算算不同运输方式的耗费，这些事，总比空谈政论实在。”
范宝贤终于点了点头：“好。这个方向我支持。”
气氛终于轻松了一些。
范宝贤又喝了口茶，忽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