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里的话又怎么说？”
“纲常是立国之本，人伦之基，怎么能随便说变就变？这说法一出，天下岂不要乱？”
“乱什么？苏大人说了，变要基于“致良知’和“实行’！如果大家良知都觉得某条纲常不公不好，为什么不能议论、不能改？这才是真儒者的担当！”
“李贽居心不良！他这是要蛊惑人心，动摇国本！”
“我看是有些人心里有鬼，怕这「人理可变’的刀子，割到自己身上那些不合时宜的特权！”争论迅速从茶馆蔓延到书院、衙门，甚至街头巷尾。
支持的人觉得李贽问到了关键，点明了苏泽理论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意义。
反对的人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在挑战千百年的秩序根基。
孙文启好不容易从李贽的文章中“挣脱”，然后翻开了《商报》。
本来孙文启是想要平复心情的，因为《商报》对于这种政治上的大事，素来是比较冷淡的，一般就是转载简评一下，点到为止。
可这一次，《商报》刊登了一篇长长的社论文章！
看了这篇文章，孙文启的冷汗又下来了！
《商报》的社论标题很直白：
《“崇本抑末”再思一一从苏公“人理可易”说起》。
文章开篇先提了苏泽昨天的讲学。
“苏公明言：天理亘古，人理迁流。”
“所谓人理，即人间伦理规范，须据时代而变，循良知而调。”
紧接着笔锋一转：
“既如此，我辈当思：延续千年的“崇本抑末’之策，是否亦属可易之人理？”
下面开始摆事实。
“古之“本’，指农桑；“末’，指工商。”
“《汉书》有载：“农，天下之大本也。’历代抑商，理由无非：商贾不事生产，囤积居奇，易致奢靡，动摇国本。”
但文章随即反问：
“此理于古或然，于今亦然否？”
它先列了几条当下的变化。
“其一，农事已非往昔。”
“武清伯育种实验，化肥增产，皆赖实学格物之功。此功何来？非纯农桑，乃工、算、化诸学协作。”“若无人制肥、无人造器、无人研算，增产从何谈起？农本已与工商技学密不可分。”
“其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
“军械革新，赖匠造；船舶远航，赖舟匠；铁路开凿，赖机造。无工则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