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丈夫死了妻子改嫁，虽然不算好事，但也常见，没后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么严厉。”“到程朱之后，这套规矩越来越紧，成了捆人的绳子。”
“这不是“人理’随着时代在变吗？”
“父子关系也一样。”
““父慈子孝’，本来是双向的。”
“《礼记》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慈和孝是并提的。”
“可后来的法律礼教，多半只强调“子孝’的责任，对“父慈’的义务说得含糊，甚至认为父权绝对，子女几乎没人格。”
“这算不算“人理’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偏斜？”
李贽的意思很清楚了。
他不是要彻底否定纲常。
他是借苏泽“人理可变”这个说法，质疑把特定历史时期固定下来的纲常教条当成永恒天理的正当性。这为“与时俱进”地修正它，打开了一个理论上的口子。
他接着写。
“苏公提倡“实行而一’，说探究天理要“实行’，体察人理要“致良知’，最后要统一到经世致用的“行’上。”
“李某赞同。既然如此，对于“三纲五常’这个人理核心，我们是不是也该用“致良知’的精神，重新看看它在当下时代是不是真的合乎人心公义、社会需要？”
“是不是该用“实行’的态度，检验它的具体规矩在现实里到底产生什么效果？”
“是让人伦更和睦、社会更进步，还是制造压抑、不公和僵化？”
他追问。
“如果发现有些具体的纲常条目，已经和现在大多数人的良知感觉相反，或者在社会“实行’中弊大于利，”
“能不能依照苏公“人理随时代迁流’的理论，对它进行合适的调整、解释甚至革新？”
“而不是抱着老古董不放，硬把它塞进“永恒天理’的框子里，逼着所有人遵守？”
文章最后，李贽把问题抛回给苏泽和实学同道。
“这问题可能有点尖锐，但实在是因为李某看重苏公的新论，期望很高。”
“如果“实学’只停留在研究鸟兽、种豌豆、算历法，对人间最重要的伦常秩序不敢碰、不愿想，那它的“统一’大业，难免有避重就轻、虎头蛇尾的嫌疑。”
“真正的“实行而一’，应该勇于用“实行’精神探究自然的奥秘，也应该敢于用“致良知’的勇气审视和完善人间的规范。”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