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最后得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纵贯古今而不变的规律。此法，可称为“格物穷理’，也就是“天理’！”
他停下，让这番话沉淀。
不少方才激烈反对的儒生，此刻眉头紧锁，陷入思索。
“而阳明先生所言“良知’，”苏泽话锋一转，“及其所引申之“理’，关乎的并非星辰鸟兽，而是人。”
“是人伦，是道德，是社会之序，是人心之所向。”
“父子何以当亲？君臣何以当义？见孺子入井，为何会生恻隐？此等道理，源于人性，成于社会，亦随时代而迁流变化。”
他举了个例子：
“三代之礼，与今时之礼，同否？汉唐之制，与当今之制，一否？”
这个问题出来，众儒生纷纷摇头。
从敦煌书简中可见，唐代的制度与如今迥异，社会风俗也完全不同了。
唐代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三代和秦汉了。
“若说“天理’亘古不变，那这些显然变化着的规矩、观念，又是什么？它们也是“理’，却是属于人间的理，我姑且称之为“人理’。”
“此人理，植根于人心之“良知’，却非一成不变。它因时制宜，因地而异，因势而导。研究此人理，就不能像观察海鸟那样，只靠外在测量。”
“因为人心幽微，社会复杂，必须反求诸己，体察本心之良知，再推己及人，探究这良知在具体时代、具体情境下，应如何发用，如何形成合宜的规范。此法，正是阳明先生所倡“致良知’。”讲堂内鸦雀无声。
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将“理”如此清晰地区分为两种，而且听起来，两种似乎都能自圆其说，甚至能与上的惊人发现对应起来。
还能这么分！？
嘉靖年间的灵济宫讲学，就是心学和理学的一次对战。
心学势大之后，心学内部又分裂成诸多派系。
其实很多儒生也是迷茫的。
汉代的今文古文之争，唐代的古文骈文之争，宋代儒家各派更是争出了党争。
儒生也向往先秦儒学启蒙时代，那种大一统的景象。
苏泽竞然要一统儒学！
苏泽等大家消化了这些内容，这才总结道：
“宸公发现“物竞天择’，武清伯实践“人工选育’，他们是在探究、验证“天理’。”
“他们所行，正是宋儒“格物穷理’之路，只不过走得更远，方法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