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就最终能算出“神罚”和“神佑”。
所谓治理，对于统治者来说，就需要根据明确条件，明确应对流程，是为了规避“莫名其妙的灾难”。严格来说，上古城邦“祀”活动中的“祈求”是城市中最高规格政治活动上的一种议政模式！如果“祈求”在来年不被满足，则是说明城主德薄，上天没有庇佑国君。
故被国人议论，国君没法代表国人从上苍那得到福泽，进而合法性下降。
站在高上，拿泥板记录所有居民的祈求后，宣冲猛然醒悟：所谓东方没搞过“议会民主制”，是因为作为一个早熟文明，东方早就玩过这种模式了，只不过词汇不一样罢了。
话说中华进入帝国时代后，天大旱时百姓突然就能揭竿而起，其法理依据也正在这里。
天子没有替百姓向上苍传达诉求，旧的天子也就不合法了。
关于“失德于社稷”的后果，宣冲目前自己这一代是不用担心，陶城目前生产力刚刚经过一轮革新，还没有人口膨胀，粟地都是河边最肥沃的地带，产出都是相当稳定的。
山野中的猎杀，向来是秋天放过怀孕母兽，春天不猎杀带仔群体，这也保证了稳定。
但是以后呢？以后接手这套体系的君主，如果不像自己这么全面地了解百姓需求，该如何上手城邦统治系统呢？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以祀的名义，进行民主。
若城中百姓的祈求都能被“神明”满足，那么君主的“德行便会得到上苍认可”。国人也就不再生怨恨，更不会暴动。
宣冲突然想起一句话：中国人信神信的非常务实主义。这是因为华夏上古君权神授的模式，并不是上位者对下位者单向，而是上位和下位之间双向的。
既神授君权，又神授国人于义。
“神”是君主专权的代表，“神”也是国人起义凭据。
…国之大事…
宣冲又一次通过祭祀强化了自己作为君主的绝对权威后，
宣冲先是在社稷宗庙中将国人的每一位先祖都进行了排行。随后以此为名义开始了练兵。
因为这年头还没有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主要是用于将城池外多余野人纳入大秦体系内的。
现在的生产力还不足以让大量的农夫脱离城邦，在城邦外山野中形成村落。
如果照搬商鞅变法的爵位体系，由于没法吸纳野人边户赏赐给城市中的骨干们，所谓的爵位赐予便是名不副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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