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部分老旧或标准化设备，提供核心配方或工艺图纸，派驻少数技术骨干指导，然后定期接收符合质量标准的半成品或成品。陆家付出的是技术和管理，获得的是稳定、低成本的供应链和释放的内部劳动力；合作方获得的是投资、就业、税收以及学习先进生产模式的机会。看上去是一桩双赢的买卖，纯粹的经济行为。
然而，工厂在异地投产后，问题接踵而至。
最直接的是成本冲击。清源县等地，人力成本极其低廉，一个熟练纺织女工的日薪，可能不及万寿城同级女工的十分之一。当这些地区生产的产品，以远低于青云盟本土产品的价格，通过陆家控制的渠道流入市场时，立刻对盟内尚未完全转型的同类产业造成了剧烈冲击。
面对内部的抱怨和市场的扭曲，陆家负责此事的“外联司”主事陆云朗感到棘手。简单的行政命令限制外来商品流入不可行，这违背市场规律和合作契约。但任由低价冲击，又会影响盟内产业调整期的社会稳定。
经过激烈讨论，一个蕴含深意的方案被提出：提高合作工厂的用工成本。陆家以“以人为本”为由，在与清源县等地的合作协议补充条款中，明确规定了当地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日最长工时、基本劳保福利，并要求对方政府予以监督。陆家的想法很直接：把你们的用工成本拉上来，产品价格自然上去，对盟内的冲击就小了。
然而，这一招起初效果有限。清源县等地太穷了，即便提高了工资标准，其绝对数值仍远低于青云盟。
接着陆家不仅要求合作方提高工人待遇，更要主动介入，帮助建立一套能够维持工人基本尊严、生活稳定、甚至有所期盼的配套体系。 这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条款，而是一种带有社会改造性质的“工厂社区”建设要求。
于是，在后续的合作协议中，出现了更加细致甚至“苛刻”的条款：工厂必须配套建设符合基本卫生条件的工人宿舍；必须设立工人家属安置区，并协助解决饮水、排污问题；必须与当地协调，开办面向工人子女的“蒙学堂”和工人夜校；必须设立工友互助基金，用于应对工伤疾病；陆家保留派遣“社会事务督导”进行检查评估的权利。
清源县的程云轩接到这份补充协议时，先是感到压力巨大。这远超他最初“建厂收税”的简单设想。但仔细研读后，他又从中看到了更深的机会：这不仅仅是办厂，更是在陆家的帮助下，系统性提升县域治理水平、改造社会结构的契机！他咬咬牙，决定全力配合。
变革在压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