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防。
这一战略形势转变，自然迫使整个蓟辽的战略重心，不可避免地从宽阔的蓟辽全局上收缩。察哈尔、哈喇沁、宁锦、辽沈这一带，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永昌元年这一战的筹备，在最恶劣的前提下，是以大明同时硬抗察哈尔与建州两方来准备的。囤积物资，兴修堡垒，看似是以守待战，要与建州作过一场。
但本质也是未雨绸缪，提前在这处预防对方联合动手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永昌帝应下这个永昌元年开战的战略，看似大胆，但根底里其实还是受他谨小慎微的性格影响。
其二，便是皇帝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朝中各个派系的牵扯。
过去几个月在京中，有资格参与蓟辽战略讨论的都是些什么人？
马世龙、袁崇焕、袁继咸、孙传庭、孙承宗，乃至洪承畴。
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以蒙古、辽左等地的军功政绩，来作为自己政治进步的踏板。
至于远在海外的东江，因为冬日渤海的漫长封冻，连入京参与博弈的资格都没有，被迫在这场权力盛宴中失去了声音。
纵然齐楚浙党（阉党）因为天启朝时与东江建立的旧日联系，试图发出过几声微弱的呼喊。例如霍维华，就曾在公开讨论中提议，在辽东示范营的第一期中加入水营配置，以联通东江。但这般试探，终究在皇帝对东江那晦暗不明的态度前，偃旗息鼓，不敢再继续开口下注。
至于蓝图中准备筹建的第四方势力一一辽南新镇，在这种局面下，自然更是分不到半点残羹冷炙。世人皆以为谋国如对弈，落子无悔。
却不知这庙堂之算，往往是权衡与妥协的畸胎。
众口交相逐利之下，再宏大的蓝图，也要受到人心的影响。
正是战略与权力这两座大山的挤压，导致蓟辽战略异化成了如今“重陆轻海”、“重西轻东”的局面。而原本预设中，要调往辽南方向担任兵备道的毕自肃，也因此阴差阳错地迎来了他的新差遣。在京中那位担任户部尚书的兄长毕自严的暗中发力下。
毕自肃从诸多候选人之中成功突围，拿到了“边关税务总局”的筹备大权。
这便是真实的大明官场生态。
姻亲、地域、政治、师生、派系利益，如同一张绵密幽暗的巨网，从下至上，层层嵌套。
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政治局势的走向。
这种深植于骨髓的生态结构，是任何雷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