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练了几个月的兵，终于有了那么一点底气，开始将勇卫营的模板铺向各地。
京师、蓟辽各处新军加起来，差不多接近两万人数。
但其费用、人手、军备都是原来配额中就有的。
例如辽东示范营9000人，难道要额外筹备这9000人的饷银吗？
整个蓟辽，军饷数百万，那钱没有新军之前，还不是每年流水一般流向这弹丸之地？
新政要做的，只不过是在体系进行优胜劣汰。
然后将早已腐朽溃烂的赏罚通道、饷银链路重新理顺，并通过专门项目赋予的政治优先级，来减少中间的漂没与损耗罢了。
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稀缺的资源从来都不是白银。
而是“政治注意力”。
或者更直白些，是永昌皇帝的注意力。在这脏污不堪的百年官场里，新政若是大开大阖，全面铺开，注定是鱼龙混杂的局面，最终只会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明版“百日维新”。
到时候就是奏疏之中处处向好，实际上却处处糜烂。
在整个国家机器生锈卡死的时候，唯有天子的目光所聚之处，才能够如聚光火燧一般，在这死局中开辟出极小、却又具备蓬勃生机的立足点。
政治注意力的稀缺，便是制约新政铺开速度的最大枷锁。
而这个逻辑，放到整个蓟辽棋盘之上，同样如此。
几个月前，在孙承宗与永昌皇帝的第一次君臣问对中，定下的本是辽左、蒙古、东江、辽南四方合力的宏大战略。
但如今，这盘大棋却悄然变了味道。
东江与辽南这两个方向，几乎在第一期的蓟辽方略中被搁置到了一边。
取而代之的，是极其鲁莽、极不优雅的“辽左顶头局”。
不再寻求四方合力，更不去构建海路协同，而就是简简单单地在宁锦方向筑城修堡，要与建州硬碰硬地打上一场。
如此不优雅的战略抉择，绝非孙承宗抑或永昌一人之念，而是多方势力相互撕咬、妥协后的结果。其一，是青城之战后，蒙古态势生变。
原本在宁锦一线，察哈尔部还是和大明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抗击建州的。
但在十月入冬之后，孙承宗撒出去的游骑，已经有好几次探查到察哈尔与建州互派信使，暗中勾兑。双方聊了什么，聊到什么地步，就连正在筹备南逃的“鱼皮水饺”都探查不出。
但对于察哈尔有可能的背刺，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