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和费兰同年。
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达堡，就是特格韦尔在调查报告里提到童工比例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那个纺织业重镇。
她的父亲詹姆斯·唐纳利，曾是当地纺织厂的机修工。
在1926年一次自发组织的车间停工抗议中，被工厂主雇来的私人保安殴打致死。
后面当地警局以“缺乏目击证人”为由不予立案。
母亲艾琳·唐纳利，在丈夫死后靠替人洗衣为生。
因为没有工会，工人没有任何保障，她在洗衣盆前弯了十几年的腰，用一双手把这唯一的女儿拉扯大。
玛吉靠奖学金读完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系，1931年毕业后进入《斯巴达堡先驱报》当社会新闻记者。
因为连续报道当地纺织厂非法延长工时和压低计件工资的新闻，被工厂主联合施压，报社将她调离劳工报道岗位。
她随后辞职，辗转到《亚特兰大宪法报》，继续专注于劳工和农村报道。
在费兰推动芝加哥工会改革之后，她试图在自己的城市发起类似的运动，写了一系列呼吁工人组织起来的深度报道，但被当地资本家和工厂主联合打压，报社迫于压力禁止她再报道劳工题材，并将她的稿件从排印架上撤下。
她随即愤而辞职，通过自己在赫斯特报系的一位大学校友牵线，加入了赫斯特旗下的南方分部。
而昨天那场记者会的入场资格，是她用自己过去三年在南方纺织业积累的全部采访素材——厚厚一沓工人的签名请愿书，直接寄到nra宣传与蓝鹰运动处，要求必须以记者身份参与这场记者会。
伯奈斯在看到那份请愿书之后，亲自批了她的入场申请。
费兰把档案合上，搁在手边，看着档案封面上那张小小的证件照里抿着嘴的年轻面孔，嘴角微微一扬：“有点意思。”
他把档案放到一边，拿起桌面上那几摞文件中最上方的一摞。
这些全都是个人档案——不是他之前那种对手的情报档案，而是他准备组建自己团队所需要筛选的候选人材料。
在过去大半年里，从紧急银行法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tva蓝图到芝加哥工会选举。
费兰没有担任过任何正式的联邦行政职务。
所以别说行政助理了，连一名正式秘书都没有。
所有事情——从法案条款的逐字修改到与各地工会代表的联络协调——都是他在亲力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