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眼皮跳了一下，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回答：“那是朋友之间的一次私人社交，我们吃的牛排，喝了点红酒，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被拿在听证会上审查的。”
佩科拉露出的淡笑：“那我们就把注意力从那次私人社交的菜单上移开，集中回到公开演讲中您所引用的那组‘内部消息来源’上，坦纳议员，您知道这组数据，后来被证实几乎与货运协会内部董事会统计表的格式和排列顺序一字不差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有义务为消息来源保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有权不回答。”
“好，那让我们换一个问题……”
第一天的听证会，就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拉锯中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
坦纳等人还算站得住，他们的回答虽然在询问中越来越谨慎，但总体上还能维持攻守平衡。
当然，这也是佩科拉没有急着出杀招，他更像是围猎者，不急于收网，只是在防线上逐寸试探。
第二天上午，佩科拉改变了策略。
他不再只围绕外部利益关联展开质问，转而集中攻击他们此前公开发言中所引用的每一组数据的可验证性和其推导逻辑中的矛盾。
他首先要求坦纳确认他和同僚们在多个场合反复宣称“强制推行工会改革将导致芝加哥至少两万个岗位流失”的具体数字依据。
坦纳回答时，试图将这个数字归因于货运协会提供的行业趋势预测，并补充说明这是通过多家企业人事部门报上来的综合估算。
但佩科拉当即将一份由铁路委员会备案的行业人事报告推到他面前，报告显示，同一时间段内芝加哥卡车运输量的实际数据并未呈现足以对应两万个岗位消失的萎缩迹象。
紧接着他进一步追问道，如果因为拒绝工会改革而导致全行业陷入联邦干预和消费者抵制，失业数字又会是多少——
坦纳和他的同僚们曾公开以自己不具备预测能力为由回避这类假设，但在已经自行预估过“两万个岗位流失”的前提下，这种双重标准直接暴露了他们此前所引数据的选择性和功利性。
下午，佩科拉又从另一名曾在州议会宣称自己始终独立投票、不被任何外部资本左右的议员当天上午的发言切入。
他展示了几张经由银行合规部门配合调阅。并由国税局注明索引的支票副页，该议员所在选区过去两年间曾先后收到数笔总计数千美元的捐款，每一笔都与菲尔德家族名下某控股公司的账户流水和汇款时间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