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经过了多次账户间周转，哈珀主张检方无法排除这些周转是工会日常转账的常规操作而非个人侵占。
其次他集中攻击主观意图的认定。
询问哈洛伦是否能确定考斯基本人亲自填写税表，又或者是否存在当时混乱的工会账目下，某种由财务秘书代填税单而造成的申报疏忽。
最后，他试图将一些账目差额归咎于当时的财务秘书在职期间弄丢了大量原始凭证，指责检方在缺乏关键凭证的情况下过度依赖间接关联来“填补数字的沉默”。
然而以哈洛伦为首的检方对此显然早有准备。
当哈珀试图以账目多次周转为由主张资金归属不明确时，哈洛伦直接请国税局审计组长米尔斯出庭作证。
米尔斯戴着厚厚的眼镜走上证人席，他将一份财务追踪分析报告逐页展开，用平淡而确凿的语气对着法庭陈述——
从考斯基个人账户最初一笔较小金额的转移，到一连串中间账户短则几小时的过渡存款，每一条路径都被国税局在三个银行的法律合规部门协助下完整追踪，最终锁定在考斯基宁用本人身份证明开户的那个一万两千美元的定期储蓄账户上。
他对法官说：“这些资金在转入定期账户之前，确实使用过三个临时账户，但每一次转出的签字人都是考斯基宁先生本人，三个临时账户的开户身份登记也均为他的姓名与社保号码，从审计角度来说，这就是一条完整的链。”
关于主观意图的质疑同样被直接击穿。
哈洛伦传唤了考斯基宁在1930年时的银行分行经理出庭，这位年近古稀的老经理从眼镜盒里取出一对细链夹鼻镜，用颤抖但清晰的声音指认签署每一张存款单的人就是考斯基本人。
他说：“考斯基宁先生每次来存款时都独自一人进入贵宾室，没有任何人替他填写单据。”
书记员当庭宣读的分行留存客户签名卡副本，也与检方手中那几份存款单上的笔迹完全吻合。
哈洛伦同时展示了一份第37分会在1931年1月的内部财务会议纪要。
纪要中菲茨帕特里克明确要求各调度组长在每年报税前，“将上一年的灰色收益自行处理，工会在账面上概不负责。”
这份文件恰好是fbi突袭旧印刷厂时从地下室档案柜中缴获的原件，上面考斯基的亲笔签名就列在与会者签名栏的第三行。
至于财务秘书丢失凭证的问题。
哈洛伦将一份从菲茨帕特里克保险柜中缴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