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低声自语。
“李谅祚（虽然此时李谅祚已死，实际上是其子李秉常在位，梁太后掌权，此处指代西夏皇族），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
接下来的半个月，汴京城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与喧嚣之中。
平静的是，朝堂上没有什么大的争吵，大家都在忙着看报纸，忙着讨论苏轼和司马光的新一轮骂战。
喧嚣的是，报司的生意越来越火。
司马光在病床上，硬是撑着写了三篇驳文。
文章虽然依旧引经据典，但也开始尝试着用一些通俗的例子。
比如他把“治国”比作“修堤”，说不能因为想灌溉农田，就把堤坝给挖了，那样会发大水淹死人。
这话是在影射新法步子太大，容易出乱子。
而苏轼则立马回敬了一篇《论修堤与挖渠》。
说光修堤坝不挖渠引水，那水都在堤坝里发臭了，田里的庄稼还是旱死的。
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其他的文人也是纷纷站队，报纸的销量节节攀升，直接突破了十五万份。
而与此同时。
一支神秘的商队，悄悄地离开了汴京，向着西北方向进发。
这支商队里，没有货物。
只有藏在箱底的横刀、强弩，还有一箱箱沉甸甸的金锭。
领头的，是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汉子。
他是皇城司的干将，也是凌峰手底下的头号手下——代号“老鬼”。
他的任务只有一个。
去西夏，把那天，给捅个窟窿。
……
熙宁六年七月初。
天气愈发炎热。
汴京城的百姓们，正摇着蒲扇，在树荫下讨论着最新的八卦。
“哎，听说了吗？昨天的报纸上，有个叫王二麻子的，写了一篇《种瓜得豆》，骂那个贪官污吏，写得那叫一个解气！”
“可不是嘛！听说那王二麻子就是个种地的，也能上报纸，还能拿钱！”
“我也想去试试，我那杀猪的手艺，也能写出点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