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孝敬’，要干净何止百倍！”
另一位殿院的青年御史，在酒肆中听到有人非议赵野“卖文”，当即拍案而起，声音洪亮，引得众人侧目：
“说什么风骨？我看是某些人嫉贤妒能，固步自封！”
“束脩你们收得，润笔你们拿得，为何赵侍御正大光明卖书便成了罪过？”
“莫非这道理是你们家定的？《启世录》中的道理，能激励人心，催人奋进，于国于民大有裨益，使其广为流传，收取些许费用以资生活、以继写作，有何不可？”
“难道非要像某些‘清高’之士一般，守着几卷故纸，坐困愁城，等着朝廷救济或者门生奉养，才算有风骨吗？”
这些反驳犀利直接，甚至有些泼辣，专门戳那些大儒的肺管子。
双方虽未在公开场合面对面辩论，但通过门生传递、诗文唱和、以及酒楼茶馆等公共空间的议论，已然形成隔空骂战的态势。
两派各持己见，互相攻讦，成了熙宁二年岁末汴京城文坛一景，引得不少百姓津津乐道。
这股风潮自然也吹到了朝堂之上。
有几名想要趁机扬名将赵野拉下神坛的官员精心撰写了弹章，指责赵野“恃才敛财，败坏士风，有辱官箴”，请求官家下旨申饬，甚至罢黜其官职。
然而，这些弹章递到政事堂后，却如同泥牛入海。
基本上全被诸位相公默契地压了下来，批了“事属私德，且无实据，不必上烦天听”之类的字样，打了回去。
原因无他，政事堂的相公们个个都是人精，权衡利弊的眼光毒辣得很。
一方面，赵野那“为天地立心”四句的格局实在太大，太震撼，直接将文章的格调拔高到了近乎“圣贤言”的地步，轻易否定这等言论，政治风险极高。
另一方面，诸位相公也或多或少了解赵野的经济窘境，认为他写书卖钱纯属解决生计，并无大奸大恶。
更重要的是，民间对《启世录》的追捧和由此引发的争论热度，他们都看在眼里。
此时若在朝会上大张旗鼓地讨论此事，岂不是将朝廷置于士林和民间舆论的对立面？
万一激起学生请愿或民间非议，反倒不好收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冷处理是最好的选择。
更令人玩味的是，据说连一向与赵野不甚和睦的王安石，在政事堂小范围讨论此事时，都明确投了反对票，认为不应将此事闹到御前。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