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充斥着“后现代叙事解构”、“集体无意识在个体抉择中的投射”、“东方宿命论与西方存在主义的视觉对话”这类他认识每一个字但组合起来就发懵的词句。
“这……”黄见新有点懵。
安妮露出专业的笑容，“这是国际媒体和影评人期待看到的‘作者阐述’。他们需要将你定位为一位有哲学思考的‘作者导演’。你可以理解为……一种专业包装。”
“可我不会说法语，英语也……”黄见新很实在。
“所以我们需要提炼‘核心话术’。”
司齐接过话头，“黄导，你不用管这些复杂术语。你只需要记住几个关键词，并且在任何场合，用最朴实的方式重复它们，解释它们。比如‘结构’、看似‘混乱’实则‘精密’的巧合，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环境，在‘不可靠的叙述’中寻找真相……遇到深奥的问题，你就绕回到这几个点上，用你自己的拍摄经历、对人物的理解来解释。一句话，他们问他们的，你答你自己的。剩下的，”他看了一眼安妮，“交给k2公司就行了。”
为了演练，在安妮的建议下，厂里那间平时用来放教学片的屋子被临时征用。司齐扮演记者，用流利的英语向黄见新发起“进攻”。
“黄导演，你的影片中，基层权力的象征（徽章）反复出现，这是否可以解读为对中国官僚体制的一种隐喻和批判？”
“电影里女性角色的处境似乎都很被动，这是否反映了你个人或社会对女性地位的某种看法？”
“多线叙事最后形成的闭环，是否暗示了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悲观主义吗？”
问题一个比一个刁钻，甚至带点陷阱。
黄见新起初满头大汗，回答得磕磕绊绊，要么过于直白，要么急于辩解，差点掉进政治解读的坑里。
司齐不厌其烦，一次次叫停，用中文拆解问题背后的意图，教他如何避重就轻，如何将话题引向电影本身的美学和叙事技巧，如何用“我认为这更多是关于人性普遍的困境，而非特指某个具体环境”来化解敏感联想。
几次之后，黄见新开窍了，也找到了节奏。
他开始学会用“在我看来，电影是……”开头，用“我更关注的是……”来转移焦点，用“这很有趣，但我创作时想的是……”来化解过度解读。
围观的年轻职工越来越多，扒在窗户边，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听不懂英文，但看得懂司齐的从容和黄导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