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谁要是拿这个说事儿，我就问一句：什么时候作为被害者的我们需要考虑加害者的感受了？”
这下大家都不说话了，眼神也都清澈起来。
对剧本的细节一番讨论之后，钟山又对剧本进行了一轮精细修改，才提交给了艺委会。
不出意外，艺委会审稿的那一天，照例又是同样的局面。
一开始大家看着这古古怪怪的名字还挺纳闷，后来翻开一看，都以为是什么喜剧故事。
结果一路笑嘻嘻看到最后，才发现，不好，原来是刀！
几页纸的功夫，无论正派反派，之前还鲜活的人物就排队领了盒饭。
对于还没经历过《活着》这种剧情的艺委会委员们来说，这种主要人物全灭的剧情带来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不过异议也不小。
有委员干脆开口问，“贪财、愚昧、好色，毫无革命的觉悟，这样刻画农民群体，合适吗？”
整个话剧中的豫南乡村，农民们淳朴但安于现状，他们被诸多势力欺压了太久，形成的秉性是温顺忍让。
从一开始的军阀、为虎作伥的杨三到后来的日本鬼子，只要不被打死，谁都可以做他们的王。
再加上为了赚钱而当兵，这种对农民愚昧、麻木的塑造显然缺乏一点“革命的自觉性”。
钟山对此不以为然。
“你们不觉得很多抗日作品内容太过于虚假吗？
“乱世之中，农民们是卑微到尘埃里的存在，谁都能过来踩两脚。农民们是缺乏革命意识和反抗手段的。
“比如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时候，饿死了多少人？面对这种情况，他们除了自保、逃跑，又有什么能力改变现状？
“所以哪怕心里不满，他们也不敢表露，直到人民的军队来了之后，才会逐渐变化。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春风化雨同样是一个过程，对待革命队伍的态度，应该是有变化的曲线的。”
说到这里，钟山顿了顿，看了看沉思的众人，继续说道，
“城头变幻大王旗，农民只管低头种地，所以对他们来说，当兵自然要给钱。等到不给钱的队伍来了，他们一开始甚至不能理解，直到经过政委的教育，才明白了为何而战，发现了部队纪律的不同，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狗剩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就是自然而然的，不存故意把农民刻画得愚昧、麻木不仁的问题！
“农民也不想这样，是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