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谅解后可能降到四年甚至更少。如果再结合其他从轻情节，甚至有可能争取缓刑。”
她说得很快，像是在法庭上陈述辩护意见，每一个字都经过严谨的法律逻辑推敲。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些话背后藏着多少不确定和恐慌。
宋谦没有立刻回应。
车子在高架上缓慢行驶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林青棠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也能听到宋谦逐渐变得沉重的呼吸。
“需要多少？”他终于问，声音很轻。
林青棠沉默了片刻：“不知道。这要看受害人的态度，看他想要多少，也看我们最多能拿出多少。”
她苦笑着补充：“在刑事案件里，谅解书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受害人用他的谅解，换取经济赔偿和心理补偿。价格没有标准，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博弈和受害人的心理预期。”
“但肯定不是个小数目。”宋谦说，这次是陈述句而非疑问句。
林青棠点头：“不会少。持刀杀人未遂，哪怕未造成重伤，受害人的心理阴影和恐惧是真实存在的。要让他愿意出具谅解书，赔偿金额必须足以‘抚平’这种创伤——至少在他主观感受上如此。”
她顿了顿，声音更低：“而且我们时间有限。刑事案件一旦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取得谅解的最佳时机就会过去。如果等到法院审判阶段，效果会大打折扣。我们必须在检察院提起公诉前，完成赔偿和谅解。”
宋谦的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指关节因为用力而突出，皮肤下的青色血管清晰可见。他盯着前方的路，眼神却有些失焦。
林青棠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
他们俩都不满三十岁，结婚三年。宋谦是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她是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两人的收入在这个城市属于中上水平，但远谈不上富裕。
他们有一套还在还贷的房子，一辆车，一些存款——那是他们计划用来生孩子、换大房子、应对突发状况的“家庭基金”。数额不算小，但也不足以轻松应付一场可能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谈判。
而且，宋谦的父母是普通的退休教师，虽然有些积蓄，但那是他们的养老钱。林青棠的母亲——也就是林母，早年丧偶，独自拉扯两个孩子长大，现在靠一份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几乎没有存款。
如果真要“给足赔偿”，意味着清空他们夫妻的积蓄，可能还需要向双方父母求助，甚至考虑抵押房产。
这些念头在宋谦脑海中飞速闪过。他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