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定比陆北顾的观点更容易被人所拥护，原因也很简单，对于激进派来讲，相比于保守，不够激进更加可恨。
“昔年杨炎亦怀济世之志，其法非无善处。然法行既久，奸吏缘以为蠹，时移世易而不调，良法遂成苛政。德宗初年，何等锐意图治？至泾原兵变，仓皇出奔，方知天下人心，不在府库充盈，而在赋税公平。”他顿了顿，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继续道。
“我常思之，变法者，如医者开方，疾在媵理，汤熨可及，但即便方剂本对症，然患者体质有异，四时气候不同，若固执原方，不随证加减，便是扁鹊再世，亦难免误人。”
蔡襄似有所想，接口道：“景仁兄是说，法贵因时损益？”
平常的时候，蔡襄其实偏爱谈艺 书法、绘画、金石、音律，无所不通，而对于庙堂现状，谈论起来虽然也时有指摘，但却不似年少时那般激昂了。
整体来讲，蔡襄的政治理念，跟他的两位同年富弼和欧阳修是基本一致的，在早年他们都支持变法，但亲眼看到变法的实际难度后便转向了更务实的改良，也就是在现有制度上小修小补。
“然也。”范镇目光转向窗外沉沉夜色，“唐德宗初登基时，何尝不想做中兴之主？杨炎罢租庸调、行两税，亦是看准了均田崩坏、户籍流散之势，然急于求成，一味聚敛，终失民&183;心 后来陆贽劝谏，德宗虽嘉纳，然大势已去，可见为政者若自恃良法，不察民间痛痒，待到听见“时日曷丧’之歌，恐悔之晚矣。”
“读史明智，诚哉斯言。”
王珪只随口说了句没营养的话。
他跟王安石是同榜进士，都是庆历二年那届的，但他是榜眼而且文章写得好，所以被官家赏识，在两制体系内待了很多年，其所撰四六制诰，典雅工整、闳侈瑰丽，亦极擅应制诗，是官家最喜欢的笔杆子。因此，王珪的仕途走得也比王安石顺得多。
嘉祐二年时，他年仅三十八岁就做到翰林学士了，彼时王安石才刚刚从常州知州的任上调回京。那时候，王珪的级别不仅比王安石的高很多，甚至比范镇还要高，只不过这几年始终没什么进步，就被范镇给追平了。
而相比于其他人，王珪其实是那种符合刻板印象的“读书人”，即温文尔雅，擅长文章，不善言辞。在茶话会上，他也最为谨慎，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听着，偶尔才插一两句话。
嗯，在史书上王珪还有个很著名的外号，叫做“三旨相公”。
这便是指后面轮到他做宰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