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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偶”咖啡馆，客人比往常少了一半。
皮埃尔是一个六十五岁的退休中学教师，坐角落，面前放着一杯黑咖啡，已经凉了。
他只是盯着桌上摊开的《费加罗报》，金融版面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下跌箭头，他看了整整一早上。
邻桌两个年轻人在低声交谈，声音飘过来。
“……我父亲昨晚一夜没睡。他的年金，跌了快三成。”
“我叔叔也是。他本来指望卖掉一部分，给我堂妹置办嫁妆。现在？”
后一句话没说，但意思很清楚——现在不行了。
皮埃尔听着，浑身发冷——他也有年金，不多，刚好够他体面地生活，偶尔来坐坐，再看几场不太贵的戏剧。
那是他工作三十年，省吃俭用，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他总跟学生们说：“孩子，要谨慎，要为未来打算。”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可现在，他自己的“未来”像一块被虫蛀空了的木头，看着还在，轻轻一碰，里面全是粉末。
他抬起头，目光掠过咖啡馆里稀疏的客人，落在那张空着的桌子上——小说里，那是雅克·德·巴纳常坐的位置。
之前读《太阳照常升起》，他觉得那是个遥远的故事，关于另一群人的、精神上的失败。
那些迷惘、空虚，虽然让他感到不适，但终究隔着一层。
那是“迷惘的一代”的问题，是战争的后遗症，是年轻人找不到方向。
但此刻，那种“不适”实打实地砸在了他自己的生活里。
不是精神层面，是每日的面包，是下个月的房租，是原本计划好的、去南方度过夏天的微薄预算。
“年金”，终身稳定的想象，被一张破产银行的公告轻易撕碎。
皮埃尔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句子：“我做对了一切，为什么还是失败了？”
然后头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疼起来。
他谨慎，他节制，他储蓄，他相信国家公债是最坚实的基石，他做对了所有“应该”做的事。
可基石塌了！
他重新看向报纸，《太阳照常升起》的连载一周前就结束了，文学副刊上是另外的小说。
但他依然看到了那个下午四点才醒来的雅克·德·巴纳。
那个雅克什么都不做，只是喝酒，等待，接受一切的无意义。
以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