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治理的人才，哪怕大宋的版图扩张了六七倍，还有大量的诸侯国，以及海外殖民地。
赵寿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他在他父皇搞的改革《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的基础上，将土地税的实际税率，硬生生降到了百分之三。
大宋在赵俣一朝之前，两税正税的名义税率就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再加上支移、折变、加耗、斛面等附加盘剥，实际税负常常达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江南富庶之地甚至能冲到三成以上。
这使得百姓苦不堪言，流民四起，历史上爆发了一起起农民起义。
赵俣登基后，力推改革，废除了千年人丁税，将丁银摊入田亩，又打破了士绅免税的特权，让税负趋于公平，此时土地税的名义税率稳定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实际加耗控制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已是历代少有的轻赋。
可赵寿觉得，这还不够。
他深知，百姓是江山的根基，休养生息的核心，就是让民有余粮、家有余财。
「父皇革除弊政，是解民之困；今日朕再降赋税，是予民之利。」
赵寿在朝会上掷地有声地说：「田税定三，永不加征。凡地方官敢私设附加、暗增税额者，以贪赃论，抄家流放；凡士绅地主敢趁势擡高佃租、盘剥佃户者，夺其田产，分给无地之民……」
在这个时代，准确地说是赵俣一朝以前的时代，人头税和土地税是百姓的两座大山。
一座压在人身上，不问贫富，凡成丁者，上至耄耋老者若未脱丁籍，下至垂髫稚子若入征税之册，皆需缴纳。
秦汉有算赋、口赋，丁男每年缴钱，孩童亦要纳银；唐宋存身丁钱，哪怕佃农无立锥之地，也得变卖家当凑齐税额。
更有甚者，人头税常与徭役捆绑，交不出税便要亲身服役，往返路途耗时数月，家中农桑荒废，往往一趟役差归来，家徒四壁。
为避此税，百姓或隐匿人丁，或投靠士绅为奴，甚者有溺婴之举，只为少一张要缴税的嘴。
这人头税，硬生生地把人命逼成了负担。
赵俣在大宋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名声、这么强大的统治力，与他废除了人头税脱不开干系。
另一座大山就是土地税。
赵俣一朝以前的土地税，正税本就分等征收，可支移让百姓自费运粮至千里之外，折变令谷米折绢、绢再折钱，几番折算，税负陡增数倍；加耗、斛面更是巧立名目，大斗量粮、堆尖不计，正税一石，实际缴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