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名大学毕业生为例，月薪15万港元上下，若要买一所250万的居所，要付现金约90万港元。而要储蓄够首期，非十载八载不可。大学生尚且如此，一般中学生和劳工阶层就更不用说了。」
1994年5月29日《明报》：
「如何安『车』，对香港有车阶层来说，一直是个伤脑筋的问题，近年在物业炒卖风气带动下，车位亦身价百倍，目前一般大型私人屋村车位售价均接近120万港元，百余平方英尺（相当10余平方米）的面积，每平方英尺售价便需一万元。」
1994年 6月14日《澳门日报》：
「美商马败（注：马畋是香港美国商会会长）指出，基于华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保证，大多外商相信九七后香港将维持原有社会制度不变，外商投资者的利益也将受到保障。然而感到困惑的是，外商在港营运成本随着高工资、高租金的不断上涨，部分外商因此收缩运作规模或调整在港投资计划。
「德国西门子总裁葛庭嘉最近提出建议，香港租金水平应在某一水平上停顿下来，否则不仅令一些海外企业望而却步，亦将影响外商在港公司的未来扩展计划。」
楼价高企，不能完全归咎地产发展商「贵卖」，与愈演愈烈的炒风也有很大关系。
香港的炒家，大致可分三类：
一是集团炒家，主要是在港的华资、中资及外资，这些公司财大气粗，可以买下整幢大厦及数十个单位，待价而沽，低进高出，往往获利甚巨。
二是行内炒家，主要是任职于地产公司、物业代理公司，以及与地产相关的银行、律师楼、会计师楼的人士，他们信息灵通，与地产发展商及业主交往紧密，利用职业之便进行有组织炒卖，从中渔利。
三是散户炒家，主要是普通市民，或单枪匹马，或联手合作，他们资金单薄，多从事炒楼花、卖筹号活动。
有不少地产商介入炒风。
80年代初最有名的集团炒家是佳宁集团的陈松青。置地于1978年底以 8亿港元购入金门大厦，1980年初陈松青以1098亿港元购人，陈松青借传媒之力猛炒一番，9月份就炒到18．8亿港元之巨！
正值香港地产和证券下跌的时机，九龙仓集团则宣布一则重磅消息：以 41亿元高价再下一城，夺得深井海旁生力啤酒厂址，该幅土地面积近 50万方尺，计划发展 250万方尺住宅楼宇。
消息传出，市场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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