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一担柴卖也就几块钱的，算哪门子生意？也就是糊口罢了。
真有了证，住进村里，那点营生赚的钱，够交房租水电和年年续证的钱吗？搞不好还得往里贴！图乜个？图个心安？”
他摇摇头，“住在这棚寮里，虽说提心吊胆，但开销小啊！水？自己挑山泉水或者接点公用的。
电，一个月也就五块，或者干脆不用。房租？一个月十块，不想出钱就去山里自己搭个棚子，那就不用钱。
省下来的，才是实实在在落到肚子里的饭食，攒下两年寄回老家的钱，都能建一座下山虎了！”
李卫东沉默了。
张建国的话赤裸裸地揭示了这个时代关外底层移民的生存逻辑。
一种在夹缝中求存、在风险与成本间艰难权衡的生存方式。
办证的成本不高，但潜在的后续麻烦，远远超过了住在棚户区担惊受怕的成本。
对他们而言，“光明正大”是一种奢侈，甚至是负担。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林秀英。
她安静地坐着，双手捧着小小的茶杯，小口啜饮着滚烫苦涩的茶水。
张建国的话她大概只听懂了一半，但“查证”、“抓人”、“塞收容车”这些词眼，结合下午听到的消息，足以让她明白其中的凶险。
她长长的睫毛低垂着，遮住了眼底的情绪，但握着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
这在清朝时候，似乎和没有路引差不多？
“所以啊，”张建国最后总结道，带着一种认命般的疲惫，“大家伙儿都是这么熬着。
多留神，听到风声不对就赶紧往山里跑。
像今天下午那样被抓的，要么是跑慢了，要么是运气不好刚好撞上。晚上睡觉都睁着一只眼，能有什么法子？
都是为了活命，也是为了多挣点钱回家。再过几个月就要过年了，大家都想多带点回家呢。”
门口一时陷入了沉默，只有劣质茶叶的苦涩味道在口腔里弥漫。
围着灯泡飞舞的蚊子，被阿珍婶子点燃的艾草赶了出去。
那些蚊子拼命飞，有些飞得慢的，被烟雾熏中，一头栽倒，掉落在地，运气好的后面可能重新飞走，运气不好的，也就到头了。
李卫东看着茶杯里漂浮的茶梗，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触摸到1987年关外这片土地上，那混杂着希望与绝望、机遇与风险的、冰冷而粗糙的生存肌理。
林秀英轻轻放下茶杯，杯底与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