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便固定兼任了“参赞机务”一职。
这一兼职赋予了其统管南直隶军务的权力，地位远高于其他南京官员。
有了调兵、统兵之权，因此史可法便与魏国公徐弘基、守备太监韩赞周组成了南京的最高决策层。
但到了明末，勋贵势力早已衰落，徐弘基空有爵位却无兵权；而崇祯被俘后，守备太监韩赞周也没了依仗。
如此一来，史可法便成为了南京真正的定策核心，能够同时号令文武百官，话语权无人能及。
身为东林党人，他自然十分倾向于迎立潞王朱常淓。
可以说，只要史可法下手快、以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参赞机务的身份，联合守备勋臣，守备太监，宣布拥立潞王监国，那么福王便再无上位的可能。
但毕竟是传统文官出身，史可法心里很清楚，迎立潞王在伦序上站不住脚。
一个是神宗的侄子，一个是神宗的亲孙子，谁近谁远，一目了然。
如果强行拥立潞王，难免会被天下人指责为乱宗，继而引发党争内乱。
因此，史可法便主动找上了凤阳总督马士英密商。
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迎立远在广西的桂王朱由榔登基。
桂王同样是万历皇帝的儿子，论伦序仅次于福王；同时封潞王朱常淓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管全国军事。
这一方案可谓是一箭三雕，既能避免福王上位，同时也能安抚东林党人、稳住马士英集团。
为了说服马士英等人同意，史可法甚至还亲笔写了封信，言称福王有“七不可立”：
贪财、好色、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字字尖锐，句句直指要害，双方很快达成共识，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然而朱由崧却不干了。
眼看上位无望，朱由崧当机立断，立刻派出了太监卢九德，秘密联系上了在江淮一带的黄得功、高杰、刘良佐三位总兵。
他开出的条件也很直白，只要黄得功等人能拥立自己，基后必有厚赏。
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几人万万没想到还有这茬。
他们三人本是败军之将，没有功劳可言，在朝堂上更是毫无话语权，立帝一事轮不著他们掺和。
可现在不同了。
只要能拥立福王，他们也算有了拥立之功，一跃成为从龙功臣，自此便可飞黄腾达。
没有丝毫犹豫，三位总兵立刻点头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