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即将来到巴黎这片土地上时，一些信件经过一番周转和波折后，也终于是来到了俄国的莫斯科这片土地上。
关于俄国的莫斯科，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的自由分子和自由思想要比圣彼得堡更多毕竟圣彼得堡是皇帝、宫廷和官僚机构的所在地，深受“官方民族性”意识形态笼罩，自由思想始终处在国家机器的严密监控之下。知识分子在此讨论现实政治，更易触及帝国权力的底线。
但在莫斯科的话，正所谓天高皇帝远，再加上作为远离政治中心的旧都，莫斯科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莫斯科的大学在早期更是有着很大的自主权和自治权，因此天然就是自由主义和激进分子的温床。赫尔岑早年正是在莫斯科大学与好友奥加辽夫等人组成了政治小组，研究各种社会问题。1834年毕业后更是筹划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杂志，然后沙皇当局就以“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将他逮捕，并流放了他和奥加辽夫及其他小组成员。
在这之后，早就看国内的大学不顺眼的尼古拉一世也是顺势颁布了《1835年大学章程》，正式取消了大学的自治权。大学被直接置于学区督学的严密管控之下，管理层和政府可以随意干涉学术事务，为后续一切干预做了铺垫。
当然，在打击帝国异见分子的同时，也难免会对学术研究等领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有舍有得吧。至少目前这个阶段看不出有什么太过不妥的地方。
不过即便如此，莫斯科的一些小圈子里依旧有着不少自由主义分子，只要他们不搞什么公开反对沙皇的大活，沙皇也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
毕竟归根结底，能活跃在莫斯科思想界的这些人祖上大多都是地道的老莫斯科正黄旗，只要不公开闹事，沙皇也不至于赶尽杀绝。
就像发表《哲学书简》公开宣称整个俄罗斯文明毫无价值的恰达耶夫，刊发他的文章的杂志编辑纳杰日丁被直接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但恰达耶夫本人在被宣布精神失常后被软禁，每天只能出去散步一次，医生每天都来检查情况。等到了1837年，在同意不再写作后他的监视被取消。
1840年代，恰达耶夫更是莫斯科文学圈的活跃人物。他被一部分人视为国家的先知，他自己也逐渐接受了这个角色。根据描述，“每一分钟，他都捂住脸，挺直身子，听不到别人在说什么，然后，仿佛受到鼓舞，开始说话”。
至于说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