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即，两段有关于上一任君主的纪年，中间夹杂了新君的纪年。
不知情的人，一听纪年是“旧主五年”，可能还以为老君主是连着在位了五年呢！
殊不知，中间还夹杂了一位新君。
这一来，以君主在位的年数纪年的法子，不免就存在一些缺漏。
就算是编成史书，都容易让人记混，更遑论用作日常生活中的纪年？
天干地支纪年，可上载千年，下载千年，不容易记混，倒也算得上一种统一的纪年法。
但问题在于，这种纪年法子不太“接地气”。
就象是咸平四年（1000年），为庚子年，咸平五年（1001年），却为辛丑年o
就差了一年！
庚子、辛丑。
凡此二者，有规律吗？
从较为粗浅的角度来看，就是没有规律，也不好记。
天干地支纪年，一年一变。
欲以天干地支纪年，必得通晓天干地支。
但，区区平民百姓，又如何能理解其中的运行机理？
本质上，这种法子更适合记在书上，而非行之于日常生活。
这种状况，一连着延续到了西汉的汉武帝年间。
汉武帝创造了年号。
年号以二字为内核，较为精简，且几年、十几年更替一次，频率不长不短，相当适合在日常生活中纪年。
如此，也就使得年号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其二，彰显正统性与施政共识。
年号是具备一定的正统性的。精武晓税旺 首发
其创造的初心，其实就是为了彰显“君权神授”的正统性。
时至今日，传承了千载有馀，自然也就成了传统，自带一定的正统性。
施政共识，本质上是通过年号传达一定的政治理念。
就象是汉武帝的“元朔”，有开创正统之意，本质上就是在呼应中央集权的诉求。
北魏孝文帝，注重民族融合，其年号就是“太和”，希望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较为平和。
其三，文明传承的载体。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史学研究上。
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无一例外，都与年号有关。
史学研究上，大都是以年号为内核，自然也就承载了文明。
此外，也有一些与政治相关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