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中说自己的电影打败了一个地区的整个产业。不仅如此，最触目惊心的是本土电影几乎全线溃退：
全年在北上映的国片只有33部，比2013年锐减了11部，总票房38亿新币，市场占有率仅剩102，还不到好莱坞六大公司在北票房的三分之一，后者仅以66部影片就卷走了207亿新币。单片表现更是惨不忍睹，票房冠军《kan0》全卖了34亿，但成本高达3亿，算下来不仅没赚还倒贴；亚军《等一个人咖啡》算是唯一能回本的，但24亿票房对应5000万成本，利润薄得可怜；《大稻埕》2亿成本换2亿票房，亏损收场；《军中乐园》砸了25亿，只收回6500万，投资商几乎要跳楼。很显然，除了小岛本土电影政策和市场的衰退外，造成这种急速溃败的“罪魁祸首”，还是侯笑贤面前面无表情喝着红酒的行业权力者。
他是挥下屠刀的人。
或者而言，这把刀是一个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体系（609章）：
创造替代品北影节，是提供华语电影奖项新的价值和出路；
建立负面清单的行业规则，是擡高某些群体通过电影作恶和歪屁股的成本；
发动舆论战揭露批判某马的问题和朱延平等人踩一捧一压榨内地演员价值的真相，是对旧秩序的摧毁。最主要还是根源上的资源虹吸，通过问界的庞大项目和产业网络，将华语电影最顶尖的人才、创意与资本源源不断地吸纳至以内地为中心的体系中。
一桩桩，一件件，终于在近5年之后，把某地区电影业彻底逼上了绝路。
侯笑贤有些痛心疾首地把所有数据给路老板罗列出来，虽然他不是作恶者，但往往这种事情中最痛苦的就是这样试图“挽天倾”的人。
“路导，现在全岛敢说自己能拿到投资的，也就我、魏德圣等寥寥几人了。”
“所有投资者一听是小岛本土电影、本土演员心里就发怵，生怕这些人上了问界的负面清单，也生怕导演或者电影犯什么底线错误，否则只要不能在内地上映，必定血本无归。”
“侯导，这个话同我说不着。”路宽听他唠叨了半天，假装不悦地板起脸，“如果贵省人人都像你一样安分守己地做电影、做艺术，也不至于走到今天。”
侯笑贤苦笑一声，将杯中剩余的红酒一饮而尽，仿佛要借这一点酒精的微醺才能将接下来的话说出口：“的确，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怨旁人，是我们……是有些人自己作的孽。”
他放下酒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