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机器瘫在院里生锈。
冲击很快传导到田间。
甘蔗农见糖坊倒闭，纷纷改种庄稼。
但川中丘陵地多，改种庄稼收成有限：「一岁所得，完租后仅够三月嚼谷」。
张元忭在潼川府亲见一老农跪在县衙前哭诉：「糖坊不收蔗，田里甘蔗烂了半坡。求青天大老爷做主，让糖坊开门吧！」
县令无奈，只能从常平仓拨些陈米赈济。
经济凋敝，乱象渐生。
半个月前，嘉定州一处废弃糖坊被流民占据，聚众百余人，抢了邻村粮仓。
州衙派弓手弹压，冲突中死了三个流民，伤十余。
此事虽被压了下去，但张元忭在信尾写道：「如今川中，失业织工、无收蔗农、破产坊主，三流汇一，恐成溃堤之水。若商税新政再迫其生计，恐生大变。」
苏泽放下信，走到窗边。
张元忭绝非危言耸听。
其实苏泽也明白，这事情的根源不是商税，而是来自整个大明正在发生的剧变。
蒸汽机、新工法、廉价海运、长江航运，这些力量正像潮水般重塑每一处角落。
四川被群山环抱，但终究不是孤岛。
但是四川百姓不想明白，也真的搞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简单地归咎于开征商税，归结于外省商品涌入带来的市场冲击。
苏泽叹息一声，果然这种事情还是发生了。
大明往倭国、朝鲜、南洋、西洋倾销货物，这自然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是「开门！自由贸易！」
可大明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省份之间，这种贸易冲击就不能坐视不理了。
也如同张元忭说的那样，新产品对旧产业的冲击，如果朝廷视若无睹，迟早是要出大事情的。
苏泽想到的办法，自然是后世的「财政转移」。
财政转移，就是将全国的财政收入统筹使用，将发达省份的税收用于落后省份的财政支出上。
可这件事在大明很难推动。
原时空的财政转移框架，是在那个集体主义氛围还很兴盛，价值观向上的时代完成的。
即使这样，执行多年后，财政转移依然引发了发达省份居民的抱怨，甚至有人因此来攻击中西部的国家级项目，认为这些落后省份的同胞是「吸血鬼」。
如今的大明就更难了。
江南士绅关于商税的抱怨很多，也对江南的额外赋税表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