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保持关系是明智之举。
而且巴列维政权已经倒台，他不再具备任何战略价值，为了他冒险不值得。”
“可他是巴列维。”
卡特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甚至眼神里也有些犹豫：
“我们与他的政府合作了二十多年，他为我们在中东遏制苏联势力提供了重要支持。现在他身患绝症，我们却把他拒之门外，这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
这是那些国会参议员们电话中对他说的话，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说动了卡特。
“面对现实利益，我们总是需要妥协的，总统先生！”
万斯的情绪有些激动，声音不自觉地提高，
“您忘了20多年前的事了吗？中情局帮助巴列维推翻摩萨台政府，伊朗民众对我们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
如果这次允许他入境，他们会认为我们要再次扶植他复辟，这很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后果，德黑兰的态度我们必须要加以考虑。”
作为总统的卡特当然能够能理解万斯的顾虑，但是道义上的责任却又让卡特显得有些犹豫不决。
卡特沉默了足足十几分钟，期间几次拿起报告又放下，反复的看着报告上有关巴列维的病情。
他已经油尽灯枯了，甚至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想到这儿。他想起了年初巴列维逃离伊朗时的求助电话，想起了那些国会参议员的游说，当然也想到了这件事儿，有可能会在德惠兰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每一个选择都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像当初他拒绝支持巴列维一样。
现在……他需要为当初做出的决定付出代价。
“万斯，我明白你的担忧。”
卡特终于开口了，这个时候他的语气中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犹豫：
“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在痛苦中死去。我们可以限制他的活动范围，明确告知他只能接受治疗，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同时，立刻指示驻伊朗使馆加强安全防范，向德黑兰方面解释这只是人道主义安排。”
“总统先生！”
万斯直截了当的提醒道：
“您这是在冒险！德黑兰绝不会相信所谓的‘人道主义安排’，他们只会认为这是我们的挑衅，而且众所周知，他们是一群非常激进的家伙，尤其是那位教长，他对巴列维的敌意是十分强烈的，当然也包括对我们的敌意。这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们之间本身就非常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