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梳理，多多少少都有贪腐问题，但都不是特别严重。只是徐成楚谈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对抗反腐司的手段升级了，阳奉阴违、对抗调查、杀人灭口、毁灭证据、拒不承认这些都有点过时了。
只要将责任无限细分，拆分到各个流程之中，就可以让任何的追责只能流于表面，因为你找不到具体谁来为这件事承担责任。
沈鲤看完一遍后，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沉默了下来。
因为在过去的礼法中，把贪腐当成道德问题去批判，哪怕是讨论权力的异化，也是这个人没有经受住考验，不再仁义礼智信，不再弘毅，才贪腐成性。
这在传统的礼法中是可以解决的，比如更加严密的道德审查、更加猛烈的整肃、罪加三等更加严重的惩罚等等。
但现在看起来，这套叙事是完全错误的。
道德修养不足导致抵挡不了诱惑进而贪腐，解释不了为何反腐司一次次高压打击之下，贪腐不是消失，而是迁移、变化、手段升级，更加隐蔽；也解释不了贪腐呈现出的组织性。
比如座师制度的系统性贪腐，就有极强的组织性。
总不能大明这套遴选机制，遴选出来的官吏，全都是自私自利不弘不毅的馁弱之徒，所以才会有如此广泛且组织性极强的贪腐现象。
张居正也道德败坏吗？他也是座主。
所以，贪腐问题，从来不是道德问题，甚至徐成楚对此，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
指望出现一批道德崇高的圣人、大清官，来净化整个官场腐朽的气息，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类似于泰西的教徒祈求神迹出现般的不切实际，因为贪腐从来不是道德败坏的结果，而是权力的衍生品。只能遏制，无法消灭。
而徐成楚给了一个公式：可追责性和权力寻租的空间成反比。
即可追责性越高，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低，不允许责任的无限细分，进而降低追责难度、反腐成本，是反腐的关键。
度数旁通以来，大明在数理上突飞猛进，各种公式的出现，让大明朝廷拥有了更多的工具。“大宗伯，朕打算让徐成楚做两广巡抚。”朱翊钧斟酌了一番，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徐成楚待在反腐司有些浪费了，他在地方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后，回京可堪大任。
徐成楚有大脖子病，做了手术之后，伤口依旧狰狞，姚光启脸上有道疤，按理说，他们都比较丑，也就是貌寝，长得有点让人寝食难安，不该高升。
朱翊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