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他刚拍完《红高粱》，拿了金熊奖，正红呢。你能投多少钱？”
“我不缺钱。你帮我约顿饭，什么条件都行。”
“老谋子不好打交道，你懂的，艺术家脾气。”
“那就找一个让他不得不感兴趣的剧本。”
“巧了。刘恒写了个新剧本叫《本命年》，讲一个劳改释放犯的生存困境。西影厂觉得太灰暗不敢投，老谋子很喜欢，但拿不到投资。”
“投资多少？”
“八十到一百万人民币。”
“没问题，你跟老谋子说，这个钱我出。条件：我挂联合制片人，片头字幕有名，海外发行权归我。”
“行。另外，除了老谋子，其他出名的导演我都感兴趣。我可以设个文艺片基金，专投大厂不碰的题材。”
邹明远吸了口气：“振国兄弟，你这是要当电影大亨啊。”
赵振国笑笑，“嘿，瞎说什么呢？帮忙不？少不了你的好处。”
——
京城电影学院附近一家小饭馆。
老谋子比想象中瘦，穿军绿棉袄，头发乱蓬蓬，脸上的皱纹很深。他坐在角落，审视地看着赵振国。
“赵先生看过我的电影？”
“《红高粱》看过两遍。印象深刻的不是色彩，是那种生命力。龙国电影很多年都在拍‘规矩’，你拍的是‘野’。野的东西才有力气。”
老谋子的眼角动了一下。
“我听说你喜欢《本命年》的剧本，西影厂不投。一百万人民币，我出。”
老谋子身体前倾：“你知道剧本讲什么？”
“讲一个刑满释放的年轻人回到社会，找不到立足之地，最后死在街头。我没看过剧本，但相信你的判断。你觉得好，我就投。”
“你不怕审查？”
“怕。但更怕永远拍不出好东西。《意见》刚发，说不要横加干涉。有这个挡箭牌，最多让你改几遍。”
老谋子沉默片刻，喝干了茶杯里的水。
“我手里还有西影厂的项目，脱不开身。《本命年》要拍得等到明年。你不介意等？”
赵振国当然不介意。他知道九〇年的《本命年》最终是谢飞拍的。
但他的目的不是非要老谋子拍，而是通过这个姿态，让老谋子成为他在文艺圈的第一个盟友。
“我等。但你要给我一个承诺，如果你拍不了，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