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身后、身形瘦削却挺拔的女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注视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嘴角却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李姐，“曼因斯坦认真地说，“你不是一个好妻子这么简单，你在事实上充当了他的康复师、营养师和心理医生。十一年，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李姐轻声说，“也没学过医，我就是……不想让他垮掉。“
“可是你充当了这些角色。“曼因斯坦说，“在很多国家的康复医学体系里，家庭照护者的角色被严重低估了。但我要告诉你，陈建国今天能有这样的身体状况，至少有一半的功劳属于你。“
傍晚六点，窗外的天色渐暗，研究所走廊里的感应灯次第亮起。所有检查终于全部完成。
曼因斯坦把陈建国夫妇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那是一间位于走廊尽头的房间，陈设简洁得近乎朴素——一张宽大的橡木办公桌，两把访客椅，一台连接着医院内网的电脑，以及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白板，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各种实验数据图表、手绘的通路图和待办事项的便利贴。角落里有一个小型冰箱，里面放着几瓶矿泉水和一盒奥古斯特从德国带过来的姜味饼干，那是他缓解时差不适的私藏。
“陈先生，李姐，请坐。“曼因斯坦指了指椅子，自己则绕到办公桌后面，但并没有坐下。
陈建国双手撑着轮椅扶手，熟练地调整姿势，将自己推到桌前。李姐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从随身包里拿出一个磨得发亮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倒了一杯温水，轻轻放在陈建国面前。她做这个动作时极其自然。
曼因斯坦看着这个细节，没有说话，但眼神柔和了一些。
“陈先生，我把今天的检查结果系统地跟你说一下。“曼因斯坦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习惯，你可能想先听坏消息？“
“先听坏的。“陈建国说，“好的留在后面，能对冲一下。“
“坏消息是，你的损伤在电生理上被确认为完全性损伤。损伤平面以下的神经传导完全中断，没有残留的任何上行或下行信号通路。这不是意料之外，但得到确认之后，意味着我们的干预策略需要从&39;修复&39;转向&39;重建&39;——我们要在你的脊髓里从头铺设一条全新的神经通路，而不是试图疏通旧的。这就像是，不是去修一条被泥石流掩埋的老路，而是在旁边开山凿石，建一条全新的隧道。难度更大，周期更长，不确定性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