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杨平回答，“而且需要全程跟踪评估。”
讨论持续两个小时。
支持者认为，这是推动医学进步的宝贵机会；担忧者认为，风险太大，一旦失败可能损害整个假说的信誉。
最后杨平做总结：“我知道风险，但如果我们永远只在安全的范围内验证理论，就永远不会突破。艾琳娜不是被动的患者，她是主动的探索者，她用自己的身体为医学的未来探路。我们应该尊重这种勇气，用最严谨的科学、最周密的方案、最人性的关怀，与她同行。最重要的是，我们这种实验性治疗的风险可控，至少我这么认为。我对我的假说有信心。”
投票结果：9票赞成，3票反对，1票弃权。
方案通过。
三天后，艾琳娜&183;沃尔科娃坐在了三博研究所的会客室。她有一头深棕色长发，灰蓝色眼睛，手指修长，那是小提琴家的手。与她同来的还有曼因斯坦教授。
“谢谢您同意见面，”艾琳娜的声音平静而清晰，“我读过您所有的论文，特别是那篇《作为对话的医疗》。那篇文章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不是与疾病作战，而是与身体对话，我认为这一定是医学未来的方向。”
杨平点头：“您的小提琴演奏，本身也是一种对话，与乐器、与音乐、与听众的对话。”
“正是如此！”艾琳娜的眼睛亮了，“当我演奏时，我不是控制小提琴，而是与它对话。我施加压力，它反馈声音；我调整姿势，它改变音色。最好的音乐时刻，是我和小提琴融为一体，仿佛它是我身体的延伸。”
她向前倾身：“我认为治疗也应该这样。医生不是修理身体的技师，而是与身体对话的伙伴。身体发出信号——疼痛、不适、检查异常；医生回应信号——诊断、治疗、调节。最好的治疗时刻，应该是医生和身体协同工作，共同恢复健康。”
杨平惊讶于她的表达，这正是他试图阐述却总觉得词不达意的核心理念。
“所以您拒绝手术，不是因为恐惧？”
艾琳娜接过话，“医生说：‘你的结肠有问题，切掉它。’这就像小提琴的g弦总是跑调，不是调整它，而是直接拆掉。也许音准暂时好了，但乐器已经残缺。在你的理论没有出现之前，这是唯一的选择，你的理论出现之后，我为什么不试试新的理论，万一成功了呢？而且我仔细研究过，即使失败，这种失败也是我能够承受的。”
她停顿了一下：“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理想主义，但当我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