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不断，但“朱明正朔”的观念，儒家忠君报国的伦理纲常，在士大夫阶层乃至许多普通百姓心中，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与向心力。
这种无形的约束，使得局面不至于滑落到唐末之后五代十国那般毫无底线的混乱。
各地的军兵，也还不至于像唐朝魏博镇牙兵那般，骄纵跋扈到可以随意废立节度使、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地步。
掌军的将校，对麾下军队仍保有相当的控制力，不至于轻易被骄兵悍卒裹挟行事，酿成以下克上的惨剧。
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虽已动摇，但基本框架尚存。
相较于唐末五代那种节度使朝不保夕、皇帝天子如同玩物、人人自危、率兽食人的彻底乱局，明末无疑还是好了不止一星半点。
人心尚未糜烂到那般地步，社会最基本的运转规则与道德底线，依然在艰难的维系着。
正是这“略好一线”和“人心未彻底崩坏”，给了朱由榔一点点喘息和操作的空间。
他还有“大明皇帝”这个名分所附带的道德号召力与政治合法性。
各地军头无论内心如何想，至少在明面上，还需要这面旗帜来凝聚人心、号令部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