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每日的设肆市租可减一成，三是受人欺辱时可到社中求助。
莫看只是简单的几十个字，对无依无靠的黔首而言，確是一种保障。
所以，这社约一贴出来，附近几个乡的黔首蜂拥而至，短短几日內，就招募到了四五百的同子弟。
第二件事，是立了一条称为“救儒令”的社规。
因为造纸术和印刷术还未在大汉出现，写在縑帛竹牘上的书籍仍是奢侈品，也就限制了儒生数量。
但是，长安城作为大汉帝国的国都，儒生的数量仍然比其他城市多不少。
其中就有不少人因为醉心於读经解经，导致“四体不勤，五穀不分”，这些儒生的家境自然很差。
这“救儒令”就是针对那些揭不开锅的儒生而设立的。
不管是有真才实学，还是只会解经读经，只要到社里证明自己是儒生，每月便可领300钱救儒金。
第三件事，是万永社会在乡里中开设固定的粥棚，每日都施粥賑济黔首。
每个粥棚每日施捨百人份的粟粥，这粟粥还不是清汤寡水，要插箸不倒。
虽然今年是一个丰年，但是並不意味著人人都可以吃饱饭。
许多因为天灾人祸刚刚失去土地或者早已失去土地的黔首，到了寒冷的冬天仍要在生死线上挣扎。
万永社每天拿出几十斛的粟来賑济贫困黔首，能救不少人。
这三件事情，都是能够造福於乡梓的好事，樊千秋愿意钱做这些事，不只是利人，同时也利己。
从眼前来看，长安城的形势危急多变，通过做善事来聚集一些人气，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从长远来看，樊千秋这是为了进一步在乡里中树立自己的好名声，为明年出仕为官打个基础。
更何况，就算以后出仕为官了，这好名声也是一直要维持的。
总之，在大汉帝国，不管是江湖还是庙堂，好名声是硬通货。
当然，做这些事情时，樊千秋也非常小心谨慎，不敢有逾矩。
因为他深知在未央宫统御寰宇的千古一帝，是一个多疑之人。
自己所做的事情往小了说是造福乡梓，往大了说就是夺民心。
如果不谨守一些不可逾越的规矩和礼制，那么极有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
到时候，一封奏书递到未央宫北门下的公车司马室去，樊千秋和万永社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地。
为了避免这种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