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电视上那8个人。芬太尼掺了甲苯噻嗪，十年前一支纳洛酮就够了，现在四支都拉不回来。”“但他们不是因为毒品才倒下的。毒品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在那之前，他们已经掉到斩杀线以下了，丢了工作，断了医保，信用崩了，租不到房，没有固定地址连政府救济都申请不了，最后睡进庇护所，隔壁床就是一个递针管给你的人。”
她的语速快了起来，声音也恢复到了惯常的音量。
“全美67的人月光，一半拿不出1000块应急。在巴尔的摩这个比例只会更高。你知道这座城市57的成年劳动力连个正式学历都没有吗？全国平均才11。”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应该“温柔”这件事。
手里的叉子像指挥棒一样在空气里划来划去。
“这些人不是突然变成流浪汉的。是整个系统一刀一刀切的。丢工作一刀，医疗账单一刀，信用崩盘一刀，全是钝刀子，一刀比一刀深，等到最后掏出芬太尼那一刀，他已经没血了。”
她停了一下，发现自己的声音已经大到隔壁桌的护理技术员都在看她了。
“……啊。”
蜂鸟清了清嗓子，把音量重新压回去，恢复了那个柔和的假嗓子。
“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了。”
塔拉低头喝了一口水，用杯子挡住了嘴角的笑意。
“你是挺温柔的。”她说。
蜂鸟瞪了她一眼。
林恩把最后一块炸鸡吃完。
他没有评价蜂鸟的“温柔”。
但他注意到了塔拉，这个女人在他做手术的52分钟里，用手机做了一轮针对性的情报搜集，然后用“不经意”的方式把斩杀线这个词丢出来，制造一个共同话题。
蜂鸟看了一眼手表。“快三点了，港口中午那批人，吃完饭喝完酒，出来了，要忙起来了。”她把叉子放下，一秒钟之内从“温柔女人”切换回了创伤护士。
“走吧，万一二队人手不够。”
三个人快步往创伤复苏单元走。
下午3点以后，港口工人下班了，巴尔的摩的另一面开始苏醒。
在这座城市，暴力有自己的时刻表。
早上是车祸和工伤，中午是家庭纠纷，下午3点以后街角的生意开始运转，枪声会在傍晚准时抵达。考利的人对此习以为常。
就像纽约人习惯了地铁晚点，巴尔的摩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