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的小摊贩，还是城内的大商行，无一能够幸免。
营业税、房捐、铺捐按等级照收，一分都不能少；货物进出关卡，还要缴纳统税与落地规费，少一分钱，货物就别想通行；行船有吨税，靠岸有码头捐，载货过境，还要被日伪岗哨私下抽成盘剥，若是不给好处，轻则扣押货物，重则抓人抄家。
更让人绝望的是，官府还时常提前预征赋税，动辄预收一两年，各类临时摊派更是说来就来，毫无定规。
今天要收“日军慰问捐”，明天要收“工事建设费”，后天又要收“粮食储备摊派”，只要日伪有需求，就会想出各种名目来搜刮民脂民膏。
苏荣茂作为船运公司的老板，深有体会。
他的船运公司，每年要缴纳的各类税捐，就占了总盈利的一大半，还要时不时地打点日伪各级官员，否则，生意根本做不下去。
相较战前，如今江城商户与船运行业的整体税负，翻了数倍不止，大半盈利都被层层税捐、人情孝敬搜刮而去。
小本生意人艰难度日，朝不保夕，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为交不起税捐，被日伪抓起来，倾家荡产；稍大些的船运商行亦是负重前行，一面要应付日本人的强征勒索，一面要打点伪机关各路官员，还要应对同行的竞争，繁重的赋税和各种压力，压得市面百业萧条，人人皆被苛政重税压得喘不过气，敢怒而不敢言。
苏荣茂心里清楚，沦陷后的江城，早已被日伪牢牢把持着市面财税。
这座沿江中等城市，伪市公署全年各项正税、杂捐、码头过境规费加在一起，总收入高达伪币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五十万元，折算成市面暗地流通的银元，大概有十五万大洋上下。
这一笔巨额财富，大多都流入了日伪官吏的腰包，一部分用来养活驻扎在江城的日军，还有一部分，被日伪高层挥霍一空。
城内的商号、沿江的船行、码头的搬运各业，都是被盘剥的对象，大半盈利尽数填进了税卡与日伪官吏的腰包。
市井百业被重税压得日渐萧条，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整座江城都笼罩在苛捐杂税的压榨之下，一片死气沉沉。
可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钱根本不够养活一支军队，不够支撑他们在江城的统治，更不够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
所以，他们才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专门管控江城的经济大权，目的就是为了更集中、更高效地搜刮民脂民膏，将江城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日本军方。
经委